作者: admin

健全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是筑牢亿万农民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随着健康中国战略深入实施，我国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取得了扎实成效，形成了覆盖全面的服务网络，但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关注解决。如何让农民拥有健康体魄，补齐乡村医疗健康发展的短板，今年两会期间講座，代表委员积极“支招”。

兜底强基——

筑牢农民群众健康“第一道防线”

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推进，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长足进步，“有没有”问题已得到解决，正在向着“好不好”转型提升。健康体魄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老乡们不生病、少生病，保持较好的生活品质，才能有效推动乡村振兴。

“因为乡村医疗服务能力不足，村民经常不得不去城市看病。但在城市看病，除了会增加交通、住宿等额外的负担，还面临医保报销比例降低的问题。因为乡村居民大多购买的是新农合，在城市大型医院的报销比例低于城市医保。”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邵阳市城步苗族自治县汀坪乡大水村村医杨进军向记者讲述了解的情况，“老乡们特别希望让更多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让更多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如何能让优质医疗资源留得住、用得好？“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是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和资源小樹屋下沉、提升县域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举措。”全国政协委员、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傅小云建议，积极探索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优化县域医疗资源。这种医共体模式统合县、乡、村医疗资源，推动实现一般疾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

乡村急危重症救治是一个难点。“前段时间，村里有人突发脑梗，我们赶去进行了降压、输液，要是再晚一点，会非常危险。”说到这里，杨进军仿佛又回到了当时的场景，松了一口气。针对完善急危重症救治体系，傅小云建议，要建设从村寨到县医院总院、医疗次中心的快速救治通道，不断提高危重患者的救治成功率，降低致残率，提高基层医疗卫生供给水平。

“农民一旦得了病，往往小病拖、大病扛，很容易耽误病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镜科主任王贵齐建议，要推动农村癌症筛查早诊早治工作，降低癌症死亡率，减轻癌症病人的经济负担，通过健康扶贫的方式，有效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心搏骤停发生时，最佳急救时间只有短短4分钟左右，及时进行心肺复苏并使用AED除颤是最有效的抢救方法。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心胸血管麻醉学会常务副会长兼法人秘书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师敖虎山建议，在基层开展急救知识科普讲座，建立心肺复苏普及培训长效机制。

整合资源——

留住乡村健康“守护人”

“人才是健康中国建设的基础，也是强基层的重要保障。”全国政协委员、民进浙江省委会主委、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蔡秀军在调研中发现，基层很多地方有50%-60%的医疗任务由乡村医生承担，最高龄的乡村医生有85岁，但依旧在问诊。促进乡村医疗体系建设，关键要从人才队伍入手。

“我二十岁就开始当村医，干了有30年了。”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太康县高贤乡汪庄村村民陈国厂深知这一行的“苦与辣”，“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干这行？一是因为待遇低；二是因为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村民有看病需求时，村医得随叫随到，有的年轻人受不了这种生活方式；三是在农村诊疗环境下，村医会面临一些医疗风险和医疗纠纷，比较难处理。”陈国厂建议，提高村医待遇，加快让更多“编制”落实到村医身上，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投身到村医的队伍中。

“村医是村镇健康的守门人，但是很多人却没有行医执照，缺乏培训机会。”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建议，“以三级甲等医院为核心，组织村医培训，为乡村培养优秀医疗人才。”过去6年，刘清泉团队已经为河北、内蒙古、贵州等地乡村培养了600多名村医。

全国政协委员、西藏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巴桑卓玛对乡村医疗人才的重要性更是深有感触：“虽然许多乡镇和社区装备或更私密空間新了DR（数字X线摄影）、B超、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设备，但由于缺乏技师和诊断医生，部分设备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高原地区人民面临着高原病的困扰，需要培养高原医学人才，服务乡村医疗事业。”

“为了提升乡村医务人员水平，国家推行建立区域医疗中心、‘大手牵小手’行动，城市医务人员每年也会去乡村义诊。但这并非常态化办法，更关键的是要让乡村医疗具备‘造小樹屋血’功能，要吸引优秀医生下到基层，并且留下来。”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朱同玉说。

挖掘瑰宝——

擦亮中医药这一“金字招牌”

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和瑰宝。当前，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不少挑战。

中医药起源于农耕文明，本就来源于广大农村，但目前在农村的应用却比城市要少，农村居民对中医诊疗的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

“在老百姓看来，中医药既神秘又神奇。神秘的是，中药的理论让现代人理解起来还有一些难度；神奇的是，中药的疗效让患者啧啧称奇，小到感冒大到慢性病、疑难病，中医药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所所长唐旭东在基层调研中发现，多数乡村卫生室只能提供中成药或简单的针灸、拔罐、推拿等服务，运用中药訪談饮片、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服务能力还很薄弱。

要解决这些问题，唐旭东建议，要加强财政投入，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乡镇卫生院中医馆、村卫生室中医阁等建设，改善基层中医药服务条件，坚持中西医并重培养基层医疗卫生人才，加大对基层中医药服务的医保支持力度，鼓励将符合条件的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看好医、用好药，就需要让道地药材更地道。中药材是中药方剂与成药的原材料，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是中药材产业的发展趋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原党委书记王笑频建议，进一步加强中药材规范化基地建设，从源头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

“我们武陵山区气候适宜，生态环境优越，非常适合种植中药材，如今我们已经从‘林里有药’转变为‘药能旺林’，道地中药材已成为农民的‘致富方’。”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西七绣坊苗服饰文化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石佳说。对于未来如何加快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蹚出一条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共富新路径，石佳建议，建立配套的中药材种植、加工、生产、展销、物流和检测体系，舞蹈場地实现对中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我们要擦亮中医药这一金字招牌，切小樹屋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应用好。要加大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惠及基层，特别是乡村百姓的疾病防治和康复，要着重推进疑难疾病、重大疾病的中西结合研究，让更多的中医药科技创新成果产业化，造福全世界。”唐旭东说。

龙年早春时节，64岁的王银香再次出发至北京，参加今年的全国两会。扎根基层30多年的她，不仅是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曹县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还是山东银香伟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我是来自农村的人大代表，农民的事就是我的事！”已经连续四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王银香，每年都在农村开展广泛的调研，今年她继续围舞蹈場地绕推进乡村振兴、增进农民福祉提出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曹县五里墩村党支部书记王银香

重新开启实体经济的春天

实体经济发展直接影响着民生福祉，也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聚焦“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体现出实体经济的压舱石作用。

“通过村办企业，我们构建了以奶牛养殖为核心的循环产业链，使1万多名农民转化为产业工人。”30年来，在王银香的带领下，五里墩村从典型的贫困村发展成为农牧结合的富裕村。对于如何振兴实体经济，重新开启实体经济的春天，王银香认为需从政策、减税、人才三方面多措并举：

精准施策，对于在乡村振兴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加大扶持力度。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要通过优惠政策、资金支持和宣传引导，鼓励社会资源和更多企业进入乡村振兴领域，带动乡村基础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这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将起到重要作用。

继续加大对实体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减税降赋力度。一直以来，中小企业的稳定发展对中国的经济总量、税收、就业人数都教學場地有着巨大贡献，是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础。从整体来看，中小企业目前在市场竞争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要保障实体经济，需要继续给大量的中小企业“减负”、“加油”，不断加大减税降赋力度，进一步减少隐形资产税收，真金白银的让利于中小企业。

加大对基础产业领域的人才支持力度。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而农业、牧业、加工制造九宮格等行业则是实体经济的根本。而与基础产业重要性相悖的是，基础产业的人才吸引力却很薄弱，待遇低、环境差。为了吸引优秀人才，可出台更多的基层人才激励措施，让更多从事基础产业的人才享受“教育”“医疗”“购房”等优惠政策，让基時租會議础产业成为创新产业、朝阳产业，让实体经济行稳致远舞蹈教室。

从深度广度精度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农业是中国的基础产业，关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和人民福祉，其稳定、持续、绿色、高效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中国的农产品品牌、质量水平不断提升，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等渠道快速普及，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建设进步明显。”但王银香认为，也要正视农业生产中的问题：农业生产效率低、收益少，农村劳动力逃离，科技含量低，农技人才匮乏等。

推动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已经是亟需解决的课题，王银香建议从深度、广度、精度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增加农业发展深度，不断推进全产业链建设。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过程中，要以农业为起点，不断延长和拉伸产业链，形成种植、养殖、加工、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实现产业环节相互联结、产业价值农民共享的发展机制，使农民的辛勤劳动得到应有的酬劳。此外，政府要帮助做好土地、道路、管网、电力、通讯、物流等相关配套，让更多农民参与到小樹屋全产业链之中，带动更多人发展致富。

拓宽农业发展广度，持续推进多元产业融合。通过三产融合，可以带动农业旅游、生态体验、研学教育等新业态，为未来旅游业、服务业提供优质资源。三产融合也是一种可行的利益均衡机制，不仅可以将整个农业产业链的蛋糕做大，还有利于上下游的价值再分配，为从事基础农业的人增加收入。

提升农业发展精度，努力加大绿色农业比重。农业发展既要考虑产量，更应考虑质量，农业生产要朝着精细化、生态化发展。新的发展方向也需要更多的专业人才、科研资源和市场引导，因此建议政府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加大对于绿色低碳农业的人才、政策、资金、技术支持，使农业蜕变为产业价值更高、吸引力更强的健康产业。

“稳”和“活”相结合  保障农民的承包权益

土地是农业发展的根基，土地政策事关农民切身利益，更需要稳定持续。《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家教場地三十年。王银香认为，农村的“三十年不动地”政策，体现了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既保护了农民的权益，也激活了土地资产的活力，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受这一政策影响，也有一些现实问题需要解决，主要是农村新增人口的土地承包问题。比如她经常看到，农村干部要面对村民的一个问题就是：“为啥这家的人都去世了地还在，我家孩子等那么多年还不给地？”

为了更加科学合理地保障农民的承包权益，王银香在今年全国两会提出建议，采取“稳”和“活”相结合的方式，对农村土地政策进行微调，在保障“三十年不动地”的大前提下，1對1教學允许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等形式，对于实际发生的人口减少情况，表决收回该减少人员的土地承包权，并用于向新增人口分配，适度推广“减人减地，增人增地”政策。

“土地承包期限太短，不利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但执行长期政策，也要不断结合实际情况的变化。”王银香表示，保持农村社会关系稳定，不断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将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助力乡亲增收致富。

（文章来源：今日中国）

       近年来，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坚持县、乡、村一体谋划，因地制宜、因村施策，积极探索多元发展模式，走九宮格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之路。  

       为进一步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加快移民区后续扶持，促进产业振兴，自2018年以来，古浪县西靖镇整合资金1.37亿元，按照资产参股模式，建成了占地725亩的村集体经济产业园。肉牛、肉羊、蛋鸡、种鸽等繁育基地和饲料加工车间，连同光伏扶贫电站，构建起了西靖镇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产业链条。  

       多年来，在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古浪县西靖镇探索出了“3+2”联结模式，即“镇扶贫公司党支部＋村党组织＋合作社”的“三主体”，带动村级集1對1教學体经济收入和农户收入的党建引领产业振兴模式。  

当前，古浪县出台了“发展壮大村级集會議室出租体经济五年行动计划”，配套出台项目、资金、人才等扶持政策，按照“一乡一方案、一村一九宮格计划”，督促全小樹屋县19个乡镇、184个行政村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整合村集体经济和产业扶持项目资教學場地金，推动全县村集体经济扩面、提质、增效，不断发展壮大。

制片人：李杰

编导：崔月平

记者：郭刚 程楠

配音：孙雅琳（实习）

统筹：王健 张旭东

片头制作：夏勇

监制：张平锋

家教出品人：孙志平

新华社音视频部出品

去年，“湿地保护法实施情况”专题调研组分别前往上海浦东新区和崇明区实地调研，多位在沪全国人大代表参加。近日，专题调研报告出炉，就上海湿地保护提出意见建议。

“上海的湿地保护很有特色，特别是人工湿地，做得很好。”全国人大代表、同济大学特聘教授顾祥林是此次调研牵头人之一，他举例金海湿地公园講座九宮格，虽然面积仅41.8公顷，但有湖泊、各种植物和鸟类，吸引了周边不少市民前来休闲游玩，体现了城市的多元生态。

虽然上海花了很大力气保护湿地，但湿地被破坏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外来物种的入侵就是原小樹屋因之一小樹屋。此次调研发现，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形势仍然严峻，需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加以防治。

调研报告建议，继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开展长江口水域水生生物增殖放流，完善濒危珍稀野生动物救助网络，严防外来水生生物入侵，加强生境营造与维护，增加生物多样性。

人为破坏也需引起重视。调研发现，上海湿地保护协调机制的作用发挥不够，综合协调、分工负责的工作合力还未充分体现。

调研报告建议，各级政府要完善湿地瑜伽教室保护目标责任制，健全综合协调、分部门实施的湿地保护管理体制，尽快出台湿地保护专项规划，落实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形成湿地保护各尽其责、齐抓共管的格局。九宮格

由于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等各种人为因素，湿地也面临着衰退。参与调研的代表们认为，需要更加明确划定城市发展和湿地保护之间的边界。调研报告建议，应进一步明确一般湿地的范围面积、管理措施、利用方式和征占用流程，规范捕捞、养殖、种植、旅游等湿地开发利用方式，落实重要湿地和一般湿地分级管理要求。

在代表们看来，提高湿地保护主动性和可持续性，建立健全湿地保护生态补偿机制必不可少。参与此次调研的全国人大代表、闵行区浦锦路街道芦胜村党总支书记张义小樹屋民告诉记者，以崇明为例，湿地保护，意味着当地农民让出時租場地了本可以产生更高附加值的优质土地资源，应当在财政上予以倾斜，既保障当地农民基本收入，也让湿地保护更可持续。

　　蔡雪群为患上罕见病DMD的儿子浩浩打开电脑

这是一个罕见病患者创作的小诗

有人说你是异草

其实是他们没见过奇花

你那与众不同的身姿

是天使调皮的漫画

你经历的万般苦难

是人类进化的代价……

这是一对DMD患儿母子的对话

“妈妈，你说这世界上真的会有天堂吗？”

从5岁开始，浩浩便常常问妈妈这个问题。

“有啊，天堂可好了，那里会有你想要的一切东西……”

妈妈试图用这样的回答，打消他对死亡的恐惧。

DMD

杜氏肌营养不良症，1861年由法国医生Duchenne以其名字命名，是目前人类已知疾病中由最大、最复杂的基因缺陷所导致，随着年龄增加全身肌肉呈进行性消耗和运动功能减退的致死性X-伴性隐性遗传性肌肉疾病，已被列入罕见病范围。

与“渐冻人”症、“瓷娃娃”症等大众熟悉的罕见病相比DMD却鲜为人知。

通常DMD患儿3岁~4岁开始步态异常、10岁~12岁逐渐丧失行走能力、20岁~30岁间死于心肺功能衰竭，目前尚无有效根治手段，支持疗法和康复治疗能延缓病情。发病率为1/3500活男婴，也即是说每3500个新生男婴中就有一个患者。

浩浩(化名)是一名DMD(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罕见病患儿。这是一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随着病情发展，患者会逐渐失去行走能力，全身肌肉逐渐萎缩，最终瘫痪至呼吸衰竭。大多患者的生命只有20岁～30岁。

南充目前至少有18名浩浩这样的患儿，而据上海一家公益组织机构根据患病率和新生儿出生率估计，全国DMD患者应该在7万～8万左右。

短短二三十年，生命画卷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就已落幕，在这一过程中，受煎熬的，不只是孩子，还有他们的父母——因为谁也不知道，最终的那一天会何时到来……

成都商报记者 王包養網超摄影报道

病魔 /

逐渐丧失行走能力尚无有效根治手段

儿子3岁那年，蔡雪群发现了“不对劲”：儿子挺着肚子走鸭步，走得不稳容易跌倒……当时，她以为儿子缺钙，后来怀疑是儿子小时生病太多所致。直到两年后的2009年，儿子在重庆一家医院被确诊为DMD，属基因突变所致，目前尚无有效根治手段。

目前的医学研究表明，引起DMD基因突变是随机的，也有病例与母亲遗传有关。DMD疾病是目前人类已知疾病中由最大、最复杂的基因缺陷所导致，大部分DMD包養患者在3岁~5岁发病、10岁~12岁起逐渐丧失行走能力，20岁~30岁左右死于心肺衰竭，每3500名新生男婴中就有一人罹患此病。

3月的一个下午，13岁的浩浩躺在沙发上，嚷着要玩电脑游戏。蔡雪群赶紧将一把电脑椅移到沙发边，随后再将儿子抱到电脑椅上，推进卧室。

因长时间无法行走，浩浩的脊柱已严重变形，坐在椅子上身子明显向右倾斜。蔡雪群帮忙打开电脑，浩浩试图将右手臂放到电脑桌上去拿鼠标，但连试两次都失败了。“以前还能用手挠头，现在连将手放到桌上的力气也没有了。”蔡雪群说。

过去几年，浩浩的体重从40斤长到80斤，从最初还能扶着轮椅缓慢行走，到现在已渐渐完全丧失行包養網走能力……看着儿子身体机能一步步沦陷，蔡雪群却无力阻止。她曾在一些DMD患者群打听治疗方法，得到的回答却是：“这种病目前尚无有效治疗方法。”

难题 /

“死亡”，是父母难以直面的话题

几乎每个DMD患者的父母，脑海中都曾有过这样的画面：总有一天，会亲手送儿子离开这个世界。是否跟孩子们直面“死亡”这个问题，是他们正在面临的难题。

自从浩浩被确诊为DMD，蔡雪群就试图给儿子讲述一些生死观念，她这样给儿子描述：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做天堂的地方，那里非常美，每个人死了后，都会去那个地方。

“妈妈，真的会有天堂吗？”浩浩问。

“有啊，天堂里可好了，那里有你想要的一切东西……”她这样回答道。

随即，浩浩满意地靠着母亲沉沉睡去。

不过，蔡雪群发现，最近一年，浩浩变了，变得容易发脾气。她分析，儿子或许已从大人间的谈话中隐约感受到死亡的气息。“当时他还小，能哄哄，现在长大了，心里有概念了。”

而关于“死亡”，魏生琼还没想好该如何告诉7岁的儿子。“等孩子年龄再大一些吧，我会主动告诉他这些，他有权利知道真相”，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开口，跟几岁的孩子聊死亡太残忍了。

“妈妈，为什么浩浩哥哥总是坐在轮椅上？”一次聚会结束后，儿子不解地问。“因为浩浩哥哥生病了，你以后也会像浩浩哥哥那样，害怕吗？”魏生琼心里一酸。

儿子摇头。“不包養網怕就好，不管怎么样，妈妈都会一直在你身边。”魏生琼摸着儿子的头，眼泪刷刷地流下，儿子还不明白生死的含义。若那天真的来临，儿子真的会不怕吗？自己会不怕吗？

煎熬 /

比疾病更难受的，是误解和歧视

因为生病，浩浩8岁才上一年级，但他无法独自走到二楼教室，老师曾建议送他去特殊教育学校。

“我儿子虽然有病，但智力没问题。” 蔡雪群态度坚决，学校最后作出让步。之后，她便每天背着儿子上下教学楼，但儿子的学校生活并不快乐，到厕所小便会因跨不上石阶摔倒沦为同学的笑柄，因无法奔跑而被同学歧视。而且，病情的发展超过了她的想象，一年级暑假结束，浩浩终因病情恶化无法行走而坐上轮椅，辍学无可避免。

有时带儿子外出，蔡雪群也会被人问起为何儿子坐上了轮椅，但她并不避讳谈论儿子的病。和她一样，也有DMD患者的父母将孩子照片发到朋友圈，“不是为引起同情，只是希望大家了解这种病，不要歧视。”

不过，也有不少父母选择了“隐蔽”。据魏生琼统计，南充目前至少有18名DMD患儿，但实际上“这个数字应该会更大”。

2012年5月，国内第一个专注于DMD罕见病的专项基金——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关爱杜氏肌营养不良(DMD)儿童专项基金(以下简称“DMD公益基金”)在上海成立，旨在帮助关爱DMD患者和家庭，同时推动国内医普、诊疗、康护、疾病研究、患者救助、公共政策研究和社会扶持。

DMD公益基金发起人、上海集爱杜氏肌病关爱中心主任张文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DMD患者被歧视的程度在农村更甚，有的家族可能会有数个DMD患者，这个家族就会被外界误认为受到“诅咒”，在村里抬不起头来。比如，南充一5岁男童被查出患有DMD，年轻妈妈尚未走出悲痛，婆家便有人发话，如果她再生不出一个健康孩子，就让其丈夫与她离婚，这让她至今仍觉得抬不起头来。

考验 /

孩子最后的时光如何陪他度过

如何安排孩子最后的时光，也是DMD患儿父母都会面对的问题。

去年，南充一名16岁的DMD患者去世，这让蔡雪群心里一紧，她不知道“死神”会在何时召唤儿子，但她想趁儿子还在人世时，能多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美好。过去几年，她曾带儿子到北京、深圳等地游玩。平时在南充，只要天气好，她就会开车载着儿子到附近景区逛一逛。如果儿子不愿出门，她也不会勉强，“只要他每天过得开心就好”。

前段时间，浩浩提出想去云南，但蔡雪群感到为难，因为要她一个人带着80多斤的儿子如此长距离奔波，她不敢保证自己有能力做到，但她最终还是答应儿子，待爸爸回来后一起陪他出去玩。

魏生琼的儿子目前正在上幼儿园，儿子此前提出想养一只狗，她便从朋友家抱了一只狗狗回去，这让儿子开心了很久。

曾有一段时间，蔡雪群突然产生了送儿子到福利院生活的想法，那里至少有同龄孩子可以和儿子聊聊天，福利院的护理或许也会比在家里好。更重要的是，她没有勇气送儿子最终离开这个世界。但这个想法让她感到自责：“可能我做不了一位伟大的母亲……确实太崩溃了。”

延展阅读

机构推测

国内有7万~8万DMD患者

国内目前到底有多少DMD患者，尚无权威统计数据。上海集爱杜氏肌病关爱中心根据新生儿的出生率和患病率推测，这个数字应该在7万~8万。张文君说，5年前，很少有人关注DMD这种罕见病，当时国内能确诊DMD病例的医院也只有10家左右，这导致很多家长在为孩子治病时走入误区。

激素治疗可减缓患儿肌力衰退

“有的家长可能会发现孩子不像正常孩子那样行走，容易摔倒，因此怀疑是孩子骨骼问题，但很少有人会想到去查基因，遇此情况，应到医院就诊，查一下心肌酶谱，如果肌酸激酶等指标很高，就需进行基因检测来确诊。”张文君说，因为DMD除了由基因突变引起，也有可能是母亲遗传，如果女方家族里有男性患者或疑似患者，女性可以去做一个孕前检查，确定自己是不是DMD携带者，然后在产前进行绒毛或羊水细胞基因检测，确定胎儿是否是患者。

尽管没有效根治方法，但激素是目前能减缓DMD儿童肌力和运动功能衰退的唯一药物。

张文君说，国外DMD患儿的生命力普遍比国内DMD患儿要长，就是因为使用了激素治疗，帮助孩子延长走路时间，提高活动参与度，同时也减少呼吸、心脏和骨骼问题，可延长患者生命10年~20年，延缓运动功能衰退3年~5年。根据国外经验，服用激素的最佳时间一般在4岁~6岁。

社会力量介入开通关爱热线

去年4月，在征求医生意见后，魏生琼决定让儿子服用激素药，借此为儿子争取3年~5年时间，这也成为她保护儿子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说不定，到时候有药品能治疗这种病了呢？”

随着社会对DMD的关注，更多社会力量正在介入。去年，DMD公益基金、上海集爱杜氏肌病关爱中心开通杜氏肌病关爱热线，旨在为全国DMD群体进行疾病知识普及，提供咨询和心理安慰等服务。张文君说，很多DMD患儿10岁左右便无法行走，父母很容易患上不同程度的抑郁症，“我们现在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患者快乐，也希望社会能认识和理解这群孩子”。

原标题：婚姻沦为利益交换“筹码”

年轻夫妻为少交购房首付款，手拉手前往离婚登记处；房产中介为向不符合条件的客户卖房，先后结婚、离婚多次……近年来，“假结婚”“假离婚”现象在多地频现，冲击了社会公序良俗，也败坏了社会风气。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北京、上海、广东、甘肃、湖北等地调研发现，当前围绕办理“假婚姻”，逐渐衍生出“各环节角色明确、分工协作”的利益链条和灰色市场。

　　资料图：民政局上班时间一到包養網心得，婚姻登记大厅里很快就挤满了人。韩章云 摄

“假婚姻”存巨大市场空间

社会需求的存在，使得绕开政策壁垒的“假婚姻”现象存在较大“市场空间”。部分人为突破政策限制、获取相关资格，成为利益链条上的初始“包養需求环”。

上海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寅翼介绍，一些客户希望通过“假离婚”拿到“房票”。比如，为了降低购房成本，一些家庭选择“假离婚”，也就是一方“净身出户”后名下无房产，再购房时可以享受首套房的优惠政策。

第三方平台清博大数据舆情系统提供的数据显示，以“假离婚”作为关键词进行舆情数据监测发现，北京、广东、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是公共舆论的“提及热区”。而这些地区，多属于房地产限购调控力度较大区域。

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婚姻家庭法律事务部主任吴杰臻专门研究家庭婚姻纠纷，他抽样研究了2014年至2016年间的1000例涉及“假离婚”的法院判案，发现“假离婚”相关案件的主要动机集中在购房、拆迁补偿、躲债、移民等方面的物质诉求。

灰色产业链“利润丰厚”

在“假婚姻”乱象背后，部分中介机构、包養網比較房产公司、银行部门、社会人员等“分工合作”，催生出一条“利润丰厚”的产业链。

一些中介机构作为“牵线人”，对办理“假婚姻”明码标价，结起利益链条“连接环”。由于普通人并不熟悉“假结婚”“假离婚”的办理过程以及相关注意事项，不少中介机构就成了实际上的“牵线人”和“操盘手”。

《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由于当地对外地人购买第二套房存在限制措施，部分中介机构工作人员会直接向不符合条件的买房者建议“考虑假离婚”。在执行车牌摇号政策的北京，一些中介人员通过“假结婚”进行地下车牌交易，并对相关手续办理“明码标价”。一名“车牌贩子”介绍说：“买可以办理结婚手续的女标需9.5万元、男标需8包養網.2万元。”

“假结婚”“假离婚”过程中，部分中介人员为了获取更多利润，甚至自身也参与其中。媒体公开报道显示，户口在上海市松江区的30多岁中介小王，为了帮客户买房，他先后结了四次婚。“结婚之前，双方先签订合同。”小王说，等客户买房后，再与客户办理离婚手续，房子产权全部归女方所有。一结一离，小王能获得6万到8万元不等的报酬。

有的房地产公司、汽车销售企业等利益方与中介机构合作，形成利益链条上游的“共赢环”。记者调研发现，作为可通过客户买房或流转车牌获利的利益方，有的房地产公司、汽车销售企业等选择和中介公司或明或暗开展合作，借办理“假婚姻”招揽客户。

一些中介机构在与客户取得对接之后，也乐于与房地产公司等进行“合作”。有的房地产公司为了加快销售进度、回笼资金，将一定数量房屋打包，直接与中介机构签订“包销协议”。

个别银行机构、信贷担保机构工作人员介入，形成包装假身份的“保障环”。为了促成“假离婚”，一些中介机构还与银行机构、信贷担保机构开展合作，通过为客户办理贷款、提供担保等方式，为客户提供资金等支持。为了让“假离婚”客户的后续业务办理顺利获得资金支持，一些资金中介还为客户包装“假身份”，制作假流水、假合同、假协议等材料。记者在中部某地走访了解到，个人银行流水信息可以“根据需要订制”，由相关工作人员在收取一定费用后帮助解决。

一些贷款中介更成为“资金掮客”，负责将这些客户“介绍”到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机构，并从中赚取佣金。而“假离婚”的客户，也包養網在破解了“政策瓶颈”之后，解决了资金的后顾之忧。

“假婚姻”风险不可不防

婚姻的“严肃性”逐渐被消解和淡化。在现实判例中，许多人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办理离婚手续，目的达成后再行复婚。婚姻已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

在婚姻观念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婚姻的神圣感逐渐消解，婚姻观念物质化成为促成“假婚姻”的“催化剂”。受访人士分析，“假结婚”“假离婚”现象增多，甚至形成了产业化的利益链，这既是政策问题、经济问题，也是家庭问题、社会问题。尤其是许多当事人没有意识到婚姻的神圣感和仪式感，而是通过办理“假结婚”“假离婚”去换取灰色收益，认为“生活压力大，赚钱渠道少，办理‘假离婚’无可厚非，物质更能带来幸福感”，这反映出一些人婚姻观念物质化的倾向。

据悉，1994年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申请婚姻登记的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婚姻登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应当撤销婚姻登记，对结婚、复婚的当事人宣布其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结婚证，对离婚的当事人宣布其解除婚姻关系无效并收回离婚证，并对当事人处以200元以下的罚款。而2003年生效的《婚姻登记条例》已经取消了上述规定，当事人想以虚假离婚为理由，请求撤销离婚登记已没有法律依据。吴杰臻认为，由于民政部门不再干预结婚或离婚动机，法院也难以核实当事人的动机，使婚姻关系在实际操作中更容易成为一种利益交换的“筹码”。

吴杰臻认为，现在人们对于婚姻缺少仪式感，为了户口、学位、购房、拆迁，随随便便都把婚离了，但许多人并不真的了解“假离婚”所带来的法律风险。风险一是，离婚证是确认当事人解除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离婚证一经颁发，即解除了原有的夫妻关系和相应的权利、义务，这种人身关系不可恢复的特殊性，决定了离婚证的不可撤销性。风险二是，根据婚姻法规定的结婚自愿和离婚自愿的原则，取得瑕疵离婚证的当事人，即使撤销离婚证，法律也无权强制二人共同生活，在现行有效的法律规定方面，没有任何撤销离婚和宣告离婚无效的法律规定。

广东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主任李兰（左）在跟院内儿童交流（4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邓华摄

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母亲安稳的怀抱。一个纸箱，几块破布，一出生，他们大多就在啼哭中被抛下，遗弃在医院、街头、巷尾的角落。

因出生缺陷，苦难收走了这群孤残孩子的花季。他们有的双目失明，看不见一丝光亮；有的肢体、智力障碍，要用数年的时间，才勉强学会行走、穿衣、刷牙这些基本生活技能；有的患有严重自闭症，以头撞墙，伤害自己却浑然不觉。

在广东省茂名市社会福利中心，282个在院孤弃孩子，各有各的故事和伤痕。

李兰，是孩子们生活里的光，一听到她的声音，孩子们便扬起笑脸，扯着嗓门撒娇，喊着“院长妈妈”要“抱抱”、牵“手手”。

从19岁那年踏入福利院起，她发誓，要给孩子们建一间医院，给孩子“一张干净的床”“一个玩乐的空间”，让他们有尊严、体面地活着。

25年过去了，她用自己的花季，给孩子们带来阳光和温情。约4000名孩子经她手，接受治疗和康复训练，2000余名孩子康复后被成功送养，回归“家庭”。

在这里，孩子们看到了那束从人生裂缝中照进来的光。

艰难的，坚定的

1996年夏天，回校办理就业推荐信的李兰，恰好遇到茂名市社会福利院院长来卫校找医生，谈到院里招不到医生、孩子们的艰难，老院长竟忍不住哭了起来。李兰动了恻隐之心，决定先去看看。

眼前的景象让她难受：几间平房破败不堪，操场杂草丛生，低矮昏暗的房间内，四五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睁着大眼睛望着她。忽然包養行情，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走过来，抱着她的腿，奶声奶气地叫了声“姐姐”。

那晚，一夜无眠。最终，李兰决定留下来。“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爹疼妈爱。同样是孩子，他们也该有人关心对吧？既然没人愿意干，那我就干到有人来，再回去当医生。”

那年，听到李兰放弃市医院的工作机会要去福利院，抽着烟的父亲，“啪”地将烟管摔在地上，“去了你就别回来”。母亲在一旁哭着劝她不要去，说福利院的活又脏又累，实在不适合一个小姑娘。干久了，嫁人都是个难题。

李兰不是没纠结过。那时她才19岁，刚从茂名市卫校毕业，因品学兼优，已经获得留在市医院工作的机会。等待她的是体面的工作、美好的前程。但福利院孩子绝望又期盼的眼神，还是牵住了她的心。

若非亲身体验一番，不知福利院工作之难。说是来当医生，但由于人手奇缺，往往是医生、护理员、康复员一肩挑。平均一个工作人员照看十几个残障孩子。从早上6点多，一直到晚上10点多，隔几个小时要给孩子换尿布、喂饭、把屎把尿。

“往往一天下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每天都是重复性的工作。有时候我一边做一边哭，孩子哭我自己也哭。累倒在床上，就想着明天自己再也不要起来。可第二天孩子们一哭，又要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但是李兰坚持下来了，“照顾一个孩子，观察生命成长的过程。看到在自己细心照料下，孩子慢慢长大，一天天好起来，又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别人干不了的事，我能做，别人吃不了的苦，我能吃，也会为自己自豪。”

她最不愿面对的还是孩子的离去。这里的孩子几乎都有疾病，也更为脆弱。当年院里医疗卫生条件差，死亡也是一件不得不面对的事。

1998年中秋的中午，一个12岁的小女孩拉着李兰的手说：“姐姐，我想喝一瓶娃哈哈。”当时福利院在市里有演出，李兰没太把小女孩的话放在心上，“等你病好了，姐姐再给你买”。可等李兰结束演出回到院里，才得知小女孩突发呼吸困难，已经离开了。

这给李兰带来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愧疚，也更让她明白这份工作肩负的责任。“一念之差，可以救一个人，也可以失去一个人。我害怕自己的一点不经心，就永远失去一个孩子。”

从那时起，她决心留下来包養網心得，并在心底为孩子们做出三个承诺：一是建一间医院，招来医生护士，更好地保障他们的生存权；二是为他们建一个不用日晒雨淋的游乐场；三是让他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小床。

困苦的，甘甜的

“啊，啊，看……”教室内，强强倔强地把两只小手紧紧握着，伸直在胸口。沿着手臂中线，他艰难地、踉跄地抬着脚步，往前迈。走了不到三步，摔倒了，他艰难地爬起来，稳了稳，又伸直紧握的小手，向前迈步。终于走到李兰跟前，他张开双臂，大笑着扑进“院长妈妈”的怀抱，像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挑战。

独立行走，对强强来说，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个头才1米出头的他，实际上已经9岁了。4岁那年，因患有重度脑瘫，他被送进福利院。初来包養網时，他不会翻身，也不会喝奶，急了直接咬奶瓶，更别提行走。

福利院用了6年时间，教他翻身、迈腿、拿牙刷，一个动作分解成十几个步骤，反复练习。慢慢地，强强终于能自己站起来，走上几步。

“强强这种情况，一段时间不练习，学到的技能就可能退化，又得重新学习。”李兰告诉记者。

福利院里目前在院的282个孩子，99%是重病重残，其中170多个孩子是脑瘫，80多个患有自闭症，还有不少是合并多重残疾。无论这群孩子年龄多大，外表看上去如何，他们的心智大多数都停留在了0-3岁。

“别看他们冲你憨憨地笑，生存对他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件费尽了全部气力的事。”在刺绣班，我们见到几个年纪稍长的女孩子，每人抱着一幅发黄发旧的刺绣图在埋头穿针。

李兰说，这些孩子完成一幅作品的时间，是以年为单位。这些刺绣图她们有的绣了好几年。有的孩子抓握能力弱，要依靠顽强的毅力，费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一个简单的穿针动作包養網價格。

在她看来，教会孩子穿衣、刷牙、走路、上厕所，让他们生活能基本自理，就是给予他们生存最基本的尊严。再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教他们音乐、绘画、运动、刺绣，让他们闲暇时间有事做，还能感受到自己的一点价值，就是更好的事了。

和这群孩子待久了，李兰自己似乎变成了“哲学家”。她常常想，在脆弱无常的生命面前，健全的、聪慧的人们，是否应当珍惜感恩当下拥有的幸福，去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处于更弱势地位的人？

在福利院25年，脏活累活都干过，生离死别也经历过，李兰已不是当初那个在夜晚偷偷抹眼泪的小姑娘。如今她成了院里的主心骨。院里159个工作人员，九成以上是女性，还有不少是“90后”。面对这群特殊的孩子，年轻人的情绪终究还是会有波动，会躲进房间哭。

“20多岁的年轻人，哪个不是家里的宝贝。有些人还没结婚，但已经干着当妈的活。不心疼是假话。但在这个特殊的行业，我们是这些孩子最后的庇护。”实在心里苦闷的年轻人，李兰会带着在心理室发泄一下，或是绕着操场聊上几句。

对孩子们的真心，也会换来回报，这是让李兰欣慰的地方。孩子们智力不高，但谁对他好，心里像块明镜一样。只要见到李兰出现在教室门口，孩子们便“炸”开了锅，脸上的笑容一下子荡漾开来。活泼的孩子会大声喊“院长妈妈”；腼腆的则低着头，憨憨地向她招手。

患有重度自闭症的纯纯，学会的第一个词是“下班啦”。10岁那年，他被派出所的警察送到福利院，满脸血迹，伤痕累累，十分狂躁。李兰从警察手里接过他，把他抱在怀里，安抚他，任由他撕扯衣服、抓破皮肤。最终纯纯在她怀里安静下来。此后，李兰成了他最信任的人。无论她下班多晚，纯纯都要等到她加完班，打声招呼，才去睡。加完班的李兰见到他，都会招呼一句“下班啦”，久而久之，纯纯也学会了这个词。

十几年前，李兰读到一句话：如果你超过40岁，还能够热泪盈眶，那么你是幸福的。如今45岁的李兰，再细细品味这句话，才读懂它的含义。“当你内心善良，热爱工作，热爱生活，被人需要被人依赖，才明白什么是遵从本心，活得热泪盈眶。”

不舍的，希望的

在广东，茂名并不算一个经济发达地区，但如今的茂名市社会福利院，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几栋五六层高的楼房，半拱形地怀抱着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操场。操场已不见当年杂草丛生的景象，地面已水泥硬化，花坛修整得漂亮，游乐设施一应俱全。

福利院内设了一间一级综合医院，有专职的医生护士，还开设了特殊教育学校。教室装修得现代漂亮，配有电脑等多媒体设施；音乐课堂有钢琴、吉他、二胡等乐器；康复部配备专门的针灸、理疗、保健设备。孩子们不仅拥有自己单独的小床，还能几个人共享一套房、一个家。

工作这么多年，最让李兰高兴的还是孩子健康成长，“回归”家庭。她说，家庭的关爱始终是最细致的。福利院孩子最好的归宿，还是在达到康复标准后，回归家庭，回归社会。25年来，经她手治疗、照料过的孩子差不多有4000个。其中，2000多个孩子在达到康复标准后，通过合法渠道，被社会人士和家庭收养。

不可能没有不舍。在李兰哺乳期，曾喝过她乳汁的早产极低体重双胞胎女童，包養在被送养的时候，抱着她的大腿喊着“妈妈”，号啕大哭，不愿离去。“她们哭，我也掉眼泪。毕竟都是自己养大的孩子。但为了她们长远的发展，再不舍，也要放手。”

李兰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政策好，才有我发挥价值的空间。”她说，在这个行业25年，亲眼见证了我国社会福利事业保障体系越来越完善。现在党和政府对孤残儿童的保障是全方位的。每个孤残儿童的基本生活保障金每月有1800多元，孩子医保的投保费也是政府出钱。如果遭遇重大疾病，民政部残疾孤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还能为孩子们兜底。

随着优生优育、婚检产检的进一步推广，以及性别平等观念的普及，被遗弃到福利院的孩子越来越少。“过去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年要收200多个孩子。去年，我们仅收了6个。这是个可喜的变化。”

2018年，李兰当选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她深感责任更重了。“不仅要关注一家福利院几百个孩子的发展，更要关注整个儿童福利机构行业的发展。通过调研、履职，尽全力为保障儿童，尤其是孤弃儿童的权益发声。”

李兰说，她最希望的还是每个孩子都健康聪慧，都是父母的宝贝。 （文中强强、纯纯为化名）（本报记者周颖）

新华社太原6月1日电　题：住上新房 娶来新娘——晋北易地搬迁脱贫户的幸福“心语”

新华社记者柴海亮、王学涛、孙亮全

自从搬入新家，坊城新村的村民一年娶回9个新娘。

“要不是有新房，媳妇还真娶不回来。”30岁的白利军新婚不久，门窗上的大红“喜”字还在熠熠发光。“从20出头到快30岁，相了十多次亲，女方嫌房破，都没谈成。”

坊城新村是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的一个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村，要搬迁的两个旧村子都是贫困村，土窑洞多，光棍也多。

白利军家，因母亲肢体残疾、父亲年老体弱，2014年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20包養平台推薦19年脱贫。他初中没毕业就辍了学，以电焊手艺为生，但挣的钱离买房还很遥远。现实一度让他感到很无奈，甚至做好了打一辈子光棍的准备。

转机出现在两年前，在国家政策扶持下，云州区大坊城村和西咀村开始整村搬迁，并合并成了坊城新村，水泥路、绿化带、健身广场、技能培训服务站等现代化设施让村民告别了“黄土味”。

白利军的新家，独门独院、红瓦白墙，颇有田园气息。三间正房，建筑面积70多平方米，屋里电冰箱、电视机、洗衣机、现代化厨房设施、水冲厕所一应俱全。屋外小院内，黄瓜、茄子、西红柿等蔬菜长势喜人，生机勃勃。

回忆起过去在大坊城村的生活，白利军的父亲白高山拿出旧家的照片说：“就这三孔土窑洞，墙体开裂掉皮，每逢下雨，全家忙着上房盖塑料布。”

由于父亲早逝、家里贫穷，白高山30岁时娶了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妻子。20年后，儿子的婚姻大事又让他犯起了愁。“没想到这个愁，是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帮我解了。”他说。

尤其让白高山满意的是，2019年3月搬进新家，他只掏了一万元房款。

坊城新村党支部书记刘世贵，曾是大坊城村的村干部。他说，在旧村时，有五六年没有听到娶媳妇的鞭炮声了，搬到新村后，鞭炮声不断。

住上新房、有了儿媳、添了孙子，白高山家的好事一桩接一桩，老汉脸上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然而，刚搬进新房时，白高山没有“家”的感觉，儿子的婚事和下一步的生活都是他的“心病”，随着这些问题逐渐得到解决，归属感才慢慢找到。

合作社流转了他家17.6亩地，每年流转费7680元；道路两侧绿化带占用他家包養平台推薦5包養.5亩地，每年流转费4400元；儿子当电焊工，一年能挣三四万元。

除了土地流转费、合作社分红外，坊城新村村民还可以在合作社打零工挣钱。这样老百包養網排名姓就有了租金、股金、薪金“三金”收入。

坊城新村有2690亩土地，退耕还林1200亩，村民们在剩余的土地上种植当地特色产业黄花、经济林和小杂粮包養。

此外，新村附近有三个国有林场、一个农场和医药园区等，村民也不愁打工的去处。

为解决搬迁群众“就业有岗位干不了，创业有想法没办法”的问题，当地政府还有针对性地开展技能培训，确保人手一技。

坊城新村现有196户住户，近四成是脱贫户。如今，住上新房的人们开始了新生活。

离婚纠纷居高不下挑战传统审理模式山东武城新经验挽救婚姻保护孩子

记者探访情法并举怎样断清家务事

沙发、茶几、绿植……如果不是“男方”“女方”“委托代理人”等桌签以及墙上“家事法庭”四个大字的提醒，张某还以为这是家。

张某与李某结婚没几年，有了孩子后，因家庭琐事导致矛盾越来越大。女方李某一纸诉状要求离婚，但张某却始终不同意。落座后，法官张振静没有急着开庭，而是先让双方在纸上列举对方优点，接着播放被告张某提交的婚姻录像和恩爱照片。

看着看着，李某眼角红了。因为详细了解了诉前调解和家事调查情况，张振静判断这并不是死亡婚姻，离婚不过是一时冲动。张振静观察着法庭上双方的表现，趁热打铁进包養網心得行调解。

从当初的夫妻恩爱，到如今的可爱孩子……家庭的不易与幸福，张振包養網排名静讲了很多，既指出了张某自身的问题，又提示李某多多谅解。一上午的苦口婆心最终换来了两口子的重归于好。

这是山东省武城县人民法院审理家事案件的一幕。

目前，家事审判改革“武城经验”成效显著，两年来，该院家事案件诉前调解登记1153件，其中调解和好374件，调和率达32.4%，进入诉讼程序的家事纠纷比以往同期下降了23.4%。

此外，武城县法院在县民政局设立的家事指导中心运行一年以来，离婚调解904件，其中和好309对，调和率34.2%。包養網

武城县法院是山东家事审判改革试点法院，其经验是全省的缩影。两年来，山东省法院家事案件一审收案数量已经出现连续两年下降的趋势，各试点法院的案件调撤率和服判息诉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武城县法院的经验有何亮点？近日，《法制日报》记者进行了探访。

离婚案件增多审理不易

武城县是典型的北方农业大县，近年来的离婚数量不断攀升，让人惊叹。

自2013年至2016年的4年间，武城县登记离婚和判决离婚的数量不断上升，最为典型的是2016年，该县共登记结婚2086对，但登记离婚和判决离婚两项离婚数据加起来却达到了1104对。

在武城县法院院长陈晓静看来，这正是社会问题在婚姻家庭领域的反映，也是全国很多地方的真实写照。多元开放的社会环境，导致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外出打工导致人员流动增多，长期分居家庭不稳定；年轻人性格独立，缺乏包容，闪婚、闪离、冲动离婚增多；离婚效率高、成本低……陈晓静一口气列举了很多原因。

居高不下的离婚率导致了很多问题：嗜网、吸毒、校园暴力……不仅如此，对老年人、妇女的负面影响也不小。

“在法院审理的家事案件中，离婚案件占九成左右。以前审理家事案件，双方对抗性很强，不考虑任何感情因素。但家事案件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案件，具有人身属性和伦理、情感色彩等特点，不仅要保护当事人的财产利益，还要保护当事人的身份利益、人格利益、安全利益和情感利益。”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杨贵孚说。

杨贵孚打了个比方，一对夫妻生活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只通过法官一两个小时，甚至几十分钟的庭审调查，就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确实很难。

201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部署为期两年的家事审判方式和工作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推荐武城县法院为全省试点法院，另外两家基层法院为全市试点法院。2017年4月，又补充四个基层法院为全省试点法院，同年还出台了全市法院《家事诉讼程序操作规程(试行)》。

2018年，德州市在全国率先以市委办公室名义印发《关于推进人民法院家事审判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今年1月，德州市中院成立了以院长孟祥刚为组长的全市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以“武城经验”为基础，家事审判改革“德州模式”日趋完善。

尽可能挽救婚姻保护孩子

耿春玲是武城县李家户镇刘官屯村的妇代会主任，还是名家事调解员和家事调查员。前不久，她接手了一起离婚案件。

由于案件有调解余地，法院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分流由耿春玲诉前调解。“当时，女方回了娘家，我找了很多人去娘家劝和，最终女方回心转意。”说到这，耿春玲满是自豪，“通过调查，我了解到他们家庭条件差，就向法院反映，目前正协调民政部门救济，他们孩子上学问题也通过教育部门解决了。”

“我们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专业介入’的家事审判改革工作领导机制。”武城县委副书记、县家事审判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季之岭认为，这项改革不是法院一家的事情，在党委领导下，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部门联动，抑或是人员聘用，都非常顺畅。

在工作机制保障下，武城县法院在审判方式上大做文章。“家事案件，特别是离婚案件，不能只注重财产分割，更重要的是如何挽救婚姻，即使非离不可，也要尽可能减少冲突，保护孩子的切身利益。”陈晓静说。

为此，武城县法院坚持调解优先、重点关注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当事人亲自到庭、不公开审理四大原则，实行诉前调解、家事调查、离婚财产申报、心理疏导、冷静期修复计划书、家事回访、人身安全保护、离婚生效证明书8项制度。

例如，对于双方同意离婚但都不抚养孩子的情况，一般判决不准离婚；对于都争孩子抚养权的情况，通过家庭调查制度，了解真实抚养情况，通过少年观护室，了解和父母的亲近程度，综合判断谁抚养孩子更有利。

针对有专家质疑制度设计突破了民诉法规定，杨贵孚认为：“改革就意味着突破，而且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审理家事案件中，法院要强化职权探知，适当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比如离婚双方的财产状况、是否有子女等。”

“比如设立冷静期，法院并不是把案子放在一边不管了，法官要在这段时间指导家事调解员和家事回访员进行调解与回访。还会制作修复感情计划书，让不想离的一方在冷静期内好好表现，打动对方。”杨贵孚解释道。

打造家庭化纠纷调处平台

中间放着两张沙发，中间茶几上摆着男方、女方的红色席签，横向对面也是张沙发，茶几上摆着“家事法官”席签，庭审中法官与当事人完全平视，在法官对面的墙边，则放着台电视机。审判庭的角落，还摆着一圈藤椅和一张小圆桌，上面放着“情绪平复员”席签。环顾四周，家庭劝和歌以及家庭图片、家和字画非常温馨。

在武城县法院老城法庭的家事审判庭，记者发现这里如同家一般。

“庭审过程，就是修复感情的过程，要特别注重消除对立、弥合亲情、恢复情感。”陈晓静说，既要对法庭进行家庭式的布置，还要注重离婚案件的审理与调解技巧，像播放婚姻录像、填写对方优点、被告书写挽救婚姻计划书、单面镜观察子女与双方的感情、未成年子女摆沙盘测试心理状况等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目前，武城县法院除了三个外派法庭从事家事审判外，还成立了具有独立编制的家事审判法庭。并且，将解纷平台延伸至民政局和诉前调解，按照家庭环境布置设备设施。

去年3月，武城县法院在县民政局设立家事指导中心，这在山东省属于首创。温馨舒适的室内环境、随处可见的家庭标语让人眼前一亮。

如今，来登记结婚前，都要接受婚姻家庭咨询师赵爱荣的婚前授课。同样，每一对来离婚的夫妻，也要接受调解，遇到双方情绪很大时，调解员傅秀芬就背对背调解，让俩人分别来到“心灵港湾”“心灵驿站”。

“聊着聊着，双方的矛盾有多深，症结在哪里，就一清二楚，随后我灵活多样地进行调解。”傅秀芬说。

此外，武城县法院还在村、镇、县建立三级综合家事调解体系。在法院诉前调解中心，建立特约调解委员会，由退休法官、人民陪审员、社会知名人士、爱心联盟成员、“四德模范”等组成，专职从事诉前引导和调解工作。

既要讲专长还要有爱心

说着说着，张秀英哭了起来，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

在法院诉前调解中心，“秀英大姐调解室”“康晶心理咨询室”“爱荣家事指导室”“少年观护室”等一一设立。由于经验丰富，善于做调解工作，特意以张秀英名字命名了调解室。

“时间长了，我身上满是负能量，很容易哭。”张秀英是名退休干部，慈眉善目，“就像妈妈和孩子谈心一样，慢慢地聊，才能劝和，遇到复杂的，还要和家庭调查员、心理疏导员一道化解纠纷”包養。

“即使调解不成功，双方一定要离婚，咱也想着尽量减少矛盾，不要因为离婚产生新问题。”张秀英说，曾有对夫妻来离婚，虽然没有劝和成功，但双方还是和平分手，甚至强势的丈母娘也“软”了下来，主动提出帮着男方带带孩子。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包養务事。在陈晓静看来，人员队伍非常关键。“化解家事纠纷是个良心活，对个人要求比较高，法律专长只是最基本的，调解技巧、沟通艺术、灵活机动都不可或缺。”陈晓静介绍，制度设计再完美、诉讼程序再完善，若是不用心落实、不灵活机动地落实，都会成为一纸空文。

目前，武城县法院成立了5个家事审判团队，员额法官必须审判经验丰富、性格温和、责任心强、善于做调解工作，团队由审判长+助理+书记员+N个辅助人员组成。

“我们不仅要讲法，还要将孝、礼、德、让亲情文化融入审判过程，庭审时要能够察言观色，还要善于运用各项制度，调动各方资源力量。”法官张振静介绍，虽然案件数量多，但是家事案件绝不能求快，一定要想方设法缓和矛盾、挽救婚姻、保护孩子。

至于辅助人员，武城县法院则打造了家事调查员、调解员，心理测试员、疏导员、情绪平复员，家事回访员，少年观护员“七员”辅助团队，以社会购买服务方式发挥其专业优势。

记者了解到，德州市中院还专门成立了由3名员额法官、2名助理组成的家事审判团队，以二审家事案件为工作重点，实现家事审判一审、二审的衔接联动。

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记者田晓航）自今年8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完成修改以来，我国多地相继启动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改工作包養網。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北京、四川、江西等20余个省份完成本省（自包養治区、直辖市包養）人口计生条例修改，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等生育支持措施成为亮点。

记者梳理各省份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条例发现，在假期保障方面，各地主要措施包括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婚假，以及增加陪产假、护理假等。

例如，育儿假方面，四川、浙江等地的条例规定，3岁以下婴幼儿父母每人每年享受累计10包養網天的育儿假。一些省份支持力度更大，例如，安徽省的条例规定，在子女六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十天育儿假。

产假、陪产假等方面，山西省的条例规定，女方在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产假的基础上，奖励延长产假六十日，男方享受护理假十五日；北京市的条例规定，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六十日，男方享受陪产假十五日。

在生育登记服务等方面，一些省份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条例明确出台支持生育的规定。例如，江西省的条例明确实行生育登记服务制度；江苏省的条例规定，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

“对于生育成本要有合理分担机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司长杨文庄说，在完善产假等生育假期制度的同时，放心便捷的托育服务、家庭育儿津贴、企业税费减免等相关配套措施要及时跟上，各级政府应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有所作为，积极投资于人口包養、家庭、生育领域，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多措并举，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