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者 道也——孟子師道論之探微
作者：張禮永
來源：《孔子研討》2022年第3期
摘要：孟子直接論述教師的文字未幾，也未直接提出“師道”的概念，但其言語及行為中實含著師道的精力。面對紛亂的全國，他欲以年夜道來相救，并自視為道之化身，故而與諸侯相處，既不愿“自鬻”，更不受其征召，而是以師的成分教導他們。對于求學的門生，他不是“來者不拒”，而是有所選擇。他認為師職具有正當性，育才是人生的最年夜樂趣。概言之，師道既是他的教導哲學，也是他的政治哲學，更是其保存哲學，且上承孔子，下啟荀子，實為教導文明之關鍵樞紐。
關鍵詞：孟子；師道；教導哲學；政治哲學； 保存哲學
作者簡介：張禮永，男，1983年生，江蘇揚州人，教導學博士，華東師范年夜學教導學系、基礎教導改造與研討所專職副研討員，研討標的目的為中國教導史。
或許有疑，孟子曾明確提出“君道”與“臣道”【1】的命題，并對兩者的內涵有所闡述，至于“師道”，似乎要另當別論。因為盡管他有一些討論師者的文字，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上》），如“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罷了矣”（《孟子·告子下》）之類，但這離“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年夜哉”（《莊子·六合》）的“道”，抑或“萬物之始，長短之紀”（《韓非子·主道》）的“道”，似乎都還有比較遠的距離，故而文題有拔高的嫌疑。但是，孟子雖未明確提出“師道”的命題，但其言語及行為卻時常體現出“師道”的精力，不僅是對門生這般，對重臣也是這般，甚至對國君亦然，是故雖未言道，卻處處有道。只是此觀念從何而來，又有怎樣的表現，現今的研討不甚了了。普通的教導史著作或教材中，往往都辟有孟子教導思惟的專章，但甚少談孟子的教師觀，抑或本著“古為今用”的思緒漫談幾句，如“想教導別人，必先使本身起首清楚，然后才往教別人清楚”【2】就算交接了，并不知曉孟子所言的“師”并非廣泛意義上的教師，天然也就不克不及認識到孟子師道論的內涵及其在歷史上的位置與感化。難題在于，畢竟該怎樣來闡述呢？最陳舊的做法是先舉《孟子》的原文，后以箋注的情勢發表本身的見解，宋儒司馬光就是這樣做的，他闡發得較為深入【3】。近人康有為也采用了這種方式，他闡發得要簡單一些【4】，此可謂“歷史的作法”。相對的是一種“邏輯的作法”，將孟子師道論分為若干個方面，如孟子論尊師、孟子論為師、孟子論求師之類。兩法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第一種立論較有根據，但在《孟子》書外以及文字之外的部門就難以闡述；第二種雖有問題意識，但難以看出時間性的要素，是包養合約以成熟期或暮年孟子為剖析對象，忘卻了孟子這些觀念的構成自己也是成長的結果。是以之故，本文擬結合兩法的長處，依照孟子的性命進程，以其與道的關系之轉變為分期標準，分為學道時期、通道時期、衛道時期和傳道時期，來考核孟子對師道的體認與建構。
一、學道者
孟子是戰國中期鄒（今山東鄒城市）人，名軻，字子輿，被統治者尊為“亞圣”，位置僅次于圣人孔丘。兩個人的家鄉相距不遠，所以孟軻自稱“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孟子·盡心下》）。孔子的思惟對他影響很年夜，他曾言：“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遺憾的是，孟子誕生的時候，孔子已經逝世了近一百年，其明日傳門生也都已魂歸道山。漢儒曾言孔子的孫子子思是孟子的老師，可是從時間上推斷，兩人沒有什么交集，所以還是司馬遷的判斷“受業子思之門人”【5】更靠得包養金額住一些。
盡管無法獲得孔子的親炙，但孟子還是愿以孔子為老師，《孟子》書中提到孔子者81次，別的還有6次提到孔子的字，即仲尼是也，而堯只要58次；他對孔子的評價也很高，說什么“自有生平易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故而孔子的言語及行為都成為他學習的對象，孔子的部門言論也成為他的證據，如論及“君道”時，直引孔子“道二：仁與不仁罷了矣”之言，后述“不仁”之后果，“暴其平易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離婁上》）。他對于孔子的“極端”行為，尤其是世俗所不成認可者，也特別能夠懂得。如孔子在魯國做司寇，得不到國君的信賴，不被重用，不甚失意。當年度年夜戲祭奠年夜典開始時，孔子還是跟在國君后面列席了，畢竟“國之年夜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嘛。但是令孔子覺得詫異的是，“燔肉不至”，這不免難免太過掉禮，于是匆倉促加入了。不理解實情的人，還以為孔子是為了一塊祭肉而賭氣，事實上是因為國君不重視禮，孔子才半途離開的。所以說是“正人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孟子·告子下》）
別的，孔後輩子，即“仲尼之徒”亦是他取法的對象，書中曾子出現了22次、子貢出現了7次、子路有6次、子夏3次、宰我3次、有若3次、子張2次、子游2次，更晚一輩的子思則出現過17次。由此可見，曾子及子思是孟子心目中的重要取法對象【6】。從他向門生們解釋曾子與子思都遇見了寇，而應對分歧、卻又是殊途同歸一事中亦可窺見：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謂：“寇至，盍往諸？”曰：“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包養女人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子思居于衛，有齊寇。或謂：“寇至，盍往諸？”子思曰：“如伋往包養甜心網，君誰與守？”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志。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包養app子思易地，則皆然。”（《孟子·離婁下》）
康有為認為此章意在闡明：“師道之尊在教誨，而不在守御；臣道在守御，各有責任。”【7】歸納綜合得比較到位，只是說法較為凝練，古人不易清楚，故而不得不予以贅述。據章中的意思，曾子是“師”，位置與“父兄”同等，越人來攻，若留在城內，武城年夜夫天然要重點照顧，既要專心，又要分兵，萬一城破，出現差池，那罪名可就年夜了，所以曾子遠避，不與其共赴難；子思就分歧了，他是衛國之臣，國有難時，他必須共赴難。孟子以為若將曾子與子思對調一下包養網比較，子思在武城遇見越兵，他也會選擇遠避；曾子居衛遇見齊兵，他也會選擇守城。孟子還以曾子不願侍奉有若一事來做比較，批評勸他改弦易轍的陳相。可見，他對孔門掌故的熟習。孔子及其門生對于“師”的見解及做法，天然也會影響到孟子。
孟子將上述這些經歷總結為：“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離婁下》）由此，他在教導史上也創造出“私淑門生”的美名，對后世不少學者都有影響，如明代的羅洪先，自少年時甜心寶貝包養網代便崇敬王守仁，思惟上也有所繼承，卻沒有機會成為進室門生。王守仁往世以后，門生錢德洪等為其修撰年譜，想將羅洪先列為門人，以了其心包養違法愿，不意羅卻拒絕了，他更盼望尊敬事實，“使仆有不得及門之嘆，將日俯焉跂而及之，亦足以為私淑之助”【8】。足見孟子思惟之穿透力。
二、通道者
孟子的生卒年代不詳，各代學者們各有推測，各有說法，久而未決，已成歷史之懸案，這般只好采用錢穆的態度，“知人論世，貴能求其并世之事業，不務詳其生卒之年壽”【9】。
孟子在鄒地誕生及成長，發蒙識字，出就外傅，私淑孔子及其名門生，終于貫通儒家的精義——《孟子》一書中引《詩》有26處、論《詩》有4處、引《尚書》1處，引《禮》亦有數次，還兩次說起孔子作《年齡》。因是書中未直接言《易》，故而有后儒認為“孟子不言《易》”【10】。對此明人溫璜認為“當時楊、墨、莊、列之徒，已浸浸談玄說妙”，若孟子也說《易》，是“以空滅空也”【11】。清人李光地則認為“孟子竟是不曾見《易》，生平深于《詩》《書》《年齡》，《禮經》便不熟。”【12】可是也有人覺得“孟子真深于《易》者”，從概況上看孟子似乎不言《易》，然“孟子之言，無非《易》也”【13】。近人唐武功亦持是說：“孟子不言《易》，而七篇中多寓有《易》理。”【14】李光地雖有誤會，但他也認可孟子的學問：“直溯源頭，掘井見泉，橫說豎說，頭頭是道。”【15】
當然所舉這些是就孟子平生而言的，不克不及認為孟子在周游列國之前，學識就已經這般淹貫精微了。學者的成長，確定是在與對手的辯論之中，在與門生的討論之中，逐漸成熟起來的。但無法否認孟子在開門授徒及周游列國之前，對儒家基礎的學術概念已經有了比較深的清楚了，司馬遷說他“道既通，游事齊宣王”【16】，后人考證出他初次到齊是在齊威王當政之時，兩說雖有幾十年的誤差，但可以信任的是孟子在道通之后，剛剛出游各國。
孟軻平生的軌跡與孔子的軌跡有許多類似的處所：開門受徒、周游列國、宣傳思惟、閉門著書等。不過，正如孔子所言“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現在也”（《論語·子罕》），孟子周游列國時，“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孟子·滕文公下》），並且處處遭到禮遇，比孔子當年的境況要好得多。然其時也，“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16】孟子對此很是擔憂，“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往仁義，懷利以相接，但是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告子下》）這真是一個年包養站長夜變革、年夜混亂的時代，上一次的全國年夜亂，即夏商鼎革之時，伊尹本“耕于有莘之野”，以堯舜之道為個人的快樂，后覺此舉不當，“天之生此平易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伊尹自認乃是“天平易近之先覺者也”，得用堯舜之道使國民也能夠有所覺悟，并且這件工作他若不往做，又有誰往做呢？（《孟子·萬章下》）先賢以全國為己任的情懷給了孟子以莫年夜的鼓舞，他自言：“我亦欲君子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他也曾自負：“如欲平治全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對若何為政確有不少精到的見解。如子產掌管鄭國時，用本身的專車幫助別人渡河。孟子認為這種小恩小惠偶爾行之還行，若一向依附的話，顯然沒有把握行政的精華，因為能幫的人終歸無限，最好的辦法是修橋，蒼生就不會再為渡河而發愁了。行政者只需能真正包養心得解決平易近眾生涯上的難題，出行之時哪怕鳴鑼開道，大師也不會有興趣見（《孟子·離婁下》）。孟短期包養子言地盤、國民、政事才是寶貝，如只認珍珠美玉為寶，那么災禍必定會到來（《孟子·盡心下》）。從這幾個例中可見孟子對于為政的懂得，非泛泛而談，而是能夠捉住背后的重要牴觸或牴觸的重要方面的。
三、衛道者
經過百年新學的激蕩，“衛道”及“衛道者”已成貶義詞。然在前人觀念里，衛護儒家境統乃是正義之舉，其人亦是有功之人，實為一褒義詞，如宋人劉爚就認為朱熹“衛道之功莫年夜焉”【17】。眾所周知，道統的論證是由韓愈完成的【18】，但實濫觴于孟子，他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著名世者。”（《孟子·公孫丑下》）“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但是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隱然以繼承者自任。在與諸侯的來往中，更是滲透著這一理念。
（一）以師教君
孟子處在紛亂的歲月里，欲以年夜道來拯救全國，但本身只是一介書生，身邊也只要一些慕名而來求學問道的青年學生，若想實現心中的幻想，必定要借助于各國的諸侯。然他對諸侯的態度頗曖昧——欲迎還拒。所拒者，有二：
一是不主動兜銷于諸侯。萬章曾拿平易近間盛傳的百里奚自鬻于秦國牧人，后被秦穆公以五張黑公羊皮換回一事向孟子請教。孟子說，這是功德之徒假造的，在晉人兜出借路伐虢的計劃后，百里奚已經察覺到了此中的陰謀，但他沒有像宮之奇那樣往勸阻虞公不要接收，并不是他不愿盡臣子的天職，而是虞公眼界太低，嗜財如命，確定會全盤接收晉國的主張，虞包養犯法嗎國注定是要亡了的，于是早早地抽身離往；在秦國獲得重用時，也已經是一把年紀了，但他了解秦穆公是能夠有一番作為的，于是不顧大哥體衰而前來互助，樹立了功勛；他的所行所為，無不滲透著聰明，可以說是一位賢人。“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包養網單次《孟子·萬章上》）孟子亦不愿“自鬻”，可是對于國君贈送的給養，他是接收的，因為這是應該的。至于贈送金錢，孟子則是看情況而定，如齊王送了一百上等金，孟子拒絕了，因為沒有任何的事理；宋王送了七十金，孟子接收了，因為宋王是以盤纏為名，孟子正準備遠行；薛君送了五十金，孟子也接收了，因為路上不承平，孟子準備買些武器，薛君也是以此為由來贈送的（《孟子·公孫丑下》）。
二是不接收諸侯之征召。他與諸侯相處，假如對方待之以禮，他亦回之以禮；假如對方有所輕視，他亦有所順從。其書中載，齊王派人來傳話，“我本應該來看您，可是傷風了，不克不及吹風。假如您肯來朝，我也將臨朝辦公，不曉得您能否愿意讓我看到您呢？”孟子包養心得對來使宣稱：“不幸而有疾，不克不及造朝。”第二天，孟子準備往東郭年夜夫家里吊唁，公孫丑提示道：“師長教師昨日托辭有病，謝絕王的召見，明天又出往參加，生怕不當吧？”孟子答道：“昨天病了，明天好了，為什么不克不及公開活動呢？”從中似乎又見到了百余年前孔子是若何來應付陽貨的——“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論語·陽貨》）與孔子被陽貨截在路上一樣，孟子亦被堵在歸家的路上，不過不是國君所派，而是孟仲子，他帶話給孟子，無論若何，必定要趕緊上朝往。孟子無奈，只好躲到了景丑的家中。景丑也來勸解孟子，并且搬出了《禮》中“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的說辭。孟子解釋道，行為之所以這般“孟浪”，乃是因為“年夜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有什么要事需磋商，應該走到臣子那里往。如商湯之于伊尹，再如桓公之于管仲，都是“學焉而后臣之”，天然是“不敢召”（《孟子·公孫丑下》）。后來萬章問他：“不見諸侯，何義也？”因是師徒之間的交通，孟子說得就比較直白了：“皇帝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孟子·萬章下》）也就是孟子是以師的成分來對待本身的。
在與國君的交談中，更是這般。首見梁惠王，王問：“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的答話并沒有順著梁惠王的邏輯走，也沒有先讓梁惠王暫時滿意、再敘述本身的主張，而是直接反駁：“王何須曰利？”（《孟子·梁惠王上》）接著說了一通行政唯利會帶來的弊病。執政堂之上這般對答，足見孟夫子的正直，但言之有理，故還有機會。二次交通，梁惠王包養條件換了處所，從眾包養甜心網臣相伴的朝堂之上移到了只要包養價格ptt隨侍在旁的花園之中。這花園有樹、有水、有鳥、有獸，梁惠王還是很滿意的，帶有幾許自得之情問道：“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答道：“賢者而后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梁惠王上》）接著以文王和夏桀之事，一正例、一反例來告誡君王之樂應該樹立在蒼生之樂的基礎之上，不克不及反其道而行之。齊宣王也在名為“雪宮”的別墅里接見過孟子，宣王也帶著幾許自得問道：“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答道：“有。”但孟子的認識與宣王分歧，乃是“樂平易近之樂”“憂平易近之憂”（《孟子·梁惠王下》）。他與齊宣王在討論音樂與治國時，對此有詳細的包養違法闡述，宣王承認本身愛好音樂，但只好“世俗之樂”，欠好“先王之樂”，孟子說：無妨礙，您愛好音樂，齊國還是有富強盼望的。這樣的答覆，倒惹起了齊王探討的動機。隨后話鋒一轉，孟子問道：“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宣王答：“不若與人。”孟子追問：“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王再答：“不若與眾。”接著孟子闡發了一通“與平易近同樂”的高論（《孟子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梁惠王下》）。他與齊宣王的另一次對話，弄得宣王無法應答，留下了“顧擺佈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的成語。還有一次對話，討論“貴戚之卿”與“異姓之卿”的異同，弄得宣王勃然變色，幾乎無法談下往（《孟子·萬章下》）。本日再看這些談話，幾乎都是在教導宣王若何正確為君。
孟子為何把關注點放在國君身上呢，重要是因為其信任“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孟子·離婁上》），這是當時的政治軌制所決定的。孟子將本身定位為賓師，他以師的成分來教導君主，難免有時令人不快，書中就有“王變乎色”（《孟子·梁惠王下》）“王勃然變乎色”（《孟子·萬章下》）的記錄。“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離婁上》）一句為孟子親言，理學家多視為警醒之語，王夫之則認為此乃是閱世之評。然此言未嘗不是孟子暮年之自嘲【19】，他與國君這般相處，“迂遠而闊于工作”【20】的評價天然也就難以擺脫了。頗為惋惜，包養一個月價錢這些諸侯似乎不理解“得師者王”（《尚書·仲虺之誥》《荀子·堯問》）的歷史經驗，也不清楚“有師法者，人之年夜寶也”（《荀子·儒效》）的事理，孟子支出的一番熱忱也就難免付之流水了。
（二）以師待臣
孟子在年夜國宣傳他的思惟，除了獲取國君的信賴之外，朝中重臣，甚至佞臣的支撐也很主要。然夫子非俗人，更不會為了行道而自降身材，仍堅持著賓師的作風，所以有時難免會遭受阻礙。他的門生樂正子在魯國幹事，極力向魯平公推薦孟子。平私心動了，準備依禮來拜訪孟子，結果被佞臣臧倉以“孟子之后喪踰前喪”為由加以阻礙，孟子也很無奈，只好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似乎不善于處理這種關系。
孟子對待包養合約季任和儲子的態度分歧，也可為一例。當時孟子還棲身在鄒國，任國的季任送來禮物和孟子結交，孟子接收了，但沒有回報。后來孟子遷到平陸棲身，齊國的卿相儲子送來禮物，想和孟子結交，孟子也接收了，同樣沒有回報。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孟子從鄒國來就任國，回拜了季任，從平陸到臨淄時，卻一向沒有回拜儲子。孟子的區別對待，弄得門生們莫名其妙，故而有所質疑：是不是季任為任國的國君，而儲子只是齊國的卿相？孟子答道：“不是的。《尚書》里說：‘享獻之禮可貴的是儀節，儀節不夠，禮物再多也沒有興趣義，因為進獻的人并沒有把心思放在下面。’我不回拜儲子，是因為他沒有按照享獻的規矩。”聽到這番引經據典的解釋，屋廬子很是開心，可還有門生不太清楚，于是屋廬子解釋道：“季任雖代行國政，但畢竟是一國之君，要鎮守一方，有保平易近守土之責，不克不及擅離職守，是以派人來送禮是可以的；而儲子是臣子，可以因國事往到其他國家，但他也派人送禮，而不親自過來，足見其缺少請教的誠意，他既然誠意缺乏，也就沒有需要回訪了。”（《孟子·告子下》）孟子此舉后被宋儒陸九淵引為奧援，拒絕婺源郭氏邀其坐館的動議：“某家居，乃欲坐致于千里之外，古之尊師重道者，其禮際似不這般。儲子得之平陸，而孟子不見。某雖不肖包養違法，而彼之所以相求者以古之學，如遂獨行千里而赴其招，則亦非彼之所求者矣。”【21】為師者，在來學與往教之間的取舍，有時能夠反應其自負的水平。
齊國年夜夫公行子遭受喪子之痛，年夜臣們都往吊唁，孟子也往了。時任六卿之長、齊王身邊炙手可熱的權臣、右師王驩也來了，當他剛進門，就有人走上前與之打召喚，待其坐定之后，又有人走到他身旁與之說話，只要孟子沒有任何表現。而高屋建瓴的王驩年夜人竟然對這點很是在意，更是當場表達出了不滿：“諸正人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也。”認為孟子是居心簡慢他。孟子聽到了之后，表現本身的做法完整依據的是朝廷之禮，“不歷位而相與言，不逾階而相揖也”，右師卻以為“我簡慢了他，不是很希奇嗎？”（《孟子·離婁下》）其實二人始終不年夜合拍，王驩沒有高升、還是蓋邑年夜夫時，曾與孟子一道出使滕國，二人朝暮相見，往復于齊滕兩國之間，卻沒有一路談論過公務。公孫丑不解，于是向老師請教，孟子也借機略微發了點牢騷：王年夜夫喜歡一個人獨斷獨行，“予何言哉？”（《孟子·公孫丑下》）
齊國蚳蛙往職的風波中，也可見到孟子所持之師道。蚳蛙是齊威王的至親親信，在東南邊邑、軍事要塞靈丘擔任邑宰。蚳蛙對孟子的思惟有著濃厚的興趣，并在靈丘加以試驗，獲得了必定的成效。但靈丘畢竟是邊陲，蚳蛙想要獲得更年夜的成績，于是“辭靈丘而請士師”，到國都往做典獄官了。這個職務跟齊王接觸較多，能夠有機會向威王進諫。孟子與他做了個約定，可是幾個月過往了，蚳蛙還是沒有進諫，所約之事天然毫無進展。孟子行道心切，批評了蚳蛙。蚳蛙深感慚愧，不愿辜負孟子之托，于是向齊王提出諫言，但齊王并沒有接收。加上蚳蛙進諫時比較直接，惹惱了齊王，只好辭官歸家。齊國人了解了這件工作后，有所議論。有人譏諷道：“孟子為蚳蛙想得頗為周密，可是他怎樣替本身考慮呢？我們就不了解了。孟子為奉行暴政之道，害得蚳蛙進諫不成，辭官而往，而孟子屢屢進諫，威王始終不願采納，可是他為何還賴在臨淄，而不速速離往呢？”公都子聽了之后，非常氣憤，便將這些議論加以轉告。孟子說：“我并不是厚顏無恥，逝世皮賴臉，我的做法都是有憑有據的呀。我曾經聽說過：處在官位上的人，假如無法盡他應該實行的職責就應該辭官不干；既然作為一個有進言責任的人，假如他的進言不克不及夠被國君采納，他的計謀也得不到國君的重視，就應該辭職不干。至于我，既無官位，又無進言的責任，那我的進退往留，豈不長短常寬松而有不受拘束的回旋余地嗎？”（《孟子·公孫丑下》）這是孟子對“師—君”與“臣—君”的關系分歧所作的解答，不料千余年后，宋代學者為此事起了爭執，甚至打起了筆墨訴訟【22】。
記錄顯示，孟子在齊國并不是一向都是“無官守，無言責”，他也出任過卿，正如公孫丑之言“齊卿之位，不為小矣”（《孟子·公孫丑下》），但這并非孟子之本意，他是為了行道剛剛出仕。對于這一職務，他本身定位：“君有過則諫，重複之而不聽，則往。”（《孟子·萬章下》）也就是絕不戀棧。后來齊宣王不聽孟子之勸，軍事上遭受嚴重掉利，宣王表現“吾甚慚于孟子”（《孟子·公孫丑下》），孟子只好辭職，宣王不舍，但孟子之意甚堅。宣王想另尋他途，繼續留孟子在齊國，請人傳話“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門生以萬鐘，使諸年夜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孟子·公孫丑下》），孟子也拒絕了。
四、傳道者
當是時也，“全國方務于合縱連衡，以攻伐為賢”【23】，但是孟子卻幾回再三宣揚三代之德，又自居賓師之位，天然難以被當世所用。于是乎，他與孔子一樣，回抵家鄉同心專心教學和著作。
（一）最年夜樂趣
孟子對于教職也抱有一些特別的認識。當其盛年帶著門生周游列國時，“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這些人的吃飯問題基礎上都由對方負責。時間久了，名為彭更的門生不太好意思了，孟子表現“非其道，則一簞食不成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全國，不以為泰。”彭更表現本身只是對“士無事而食”覺得慚愧，孟子指出社會是有分工及交換的，我們的任務是“進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學者”（《孟子·滕文公下》），天然應該包養犯法嗎有屬于份內的報酬。公孫丑也問過類似的問題，與彭更分歧的是，公孫丑搬出來經典，《詩》中有“不素餐兮”的說法，而他們卻是“不耕而食，何也？”孟子告訴他：“正人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後輩從之，則孝弟忠信。”（《孟子·盡心上》）也就是說，這個職業感化很年夜，正當性很高，列位不消懷疑。
暮年對此認識似乎更進一個步驟，他說人生有三年夜可喜之工作，一是“怙恃俱存，兄弟無故”，也就說子欲養、親尚在，且兄弟手足都全，可以充足享用天倫之樂；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三是“得全國之英才而教導之”包養網車馬費。這三年夜可喜，即使是“王全國不與存焉”（《孟子·盡心上》），也就是說人生的最年夜樂趣了。前兩個作為通俗人亦能獲得，但第三可喜必定是教師才幹享有的。
孟子門下的門生也有良多，此中有名的有萬章、公孫丑、樂正克、屋廬子等，是當時一位杰出的教導家，堪稱傳道者也。這是他愿學孔子的又一年夜表現。
（二）“來者有拒”
孔門之教一向被視為“有教無類”，連帶著孟子之教亦被認為是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此說書中確實載有明文，即“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茍所以心至，斯受之罷了矣。”（《孟子·盡心下》）但問題在于這話是孟子自言還是滕國館役所言，是贊揚還是批評，存有爭議。雙方爭議的焦點在畢竟是“夫子之設科也”，還是“夫予之設科也”，“子”與“予”字形太接近了，而表達的含義完整分歧，在沒有更早的出土資料面世前包養網車馬費，似乎很難下必定論。但從《孟子》書中的其他事例中倒也可以獲得一些相關信息，孟子似乎并不是“來者不拒”，而是“來者有拒”。如他曾當面拒絕過曹交的拜師之請。
關于孟子為何拒絕曹交，經學家也有過剖析，說法各異【24】，也難以查證。其實這并不特別主要，關鍵的是在這里似乎又見到了孔子行事的作風：即便孔子真持“有教無類”的主張，但他拒絕過孺悲，且比孟子做得還要過分，他先推脫有病，后“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論語·陽貨》）。孟子至多還勸曹交“歸而求之，有余師”。夫子之門并不是那么不難進的，更不成能是想進就能進的。
孟子即使是對已經進門的門生，有時也拒絕答覆及指導。如公都子就說：“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答道：“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勛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孟子·盡心上》）也就是說，孟子對于門生能否講求師道也是在意的，滕更雖然是滕國國君的弟弟，但他不克不及虛心請教，所問有挾，故而孟子不答。
（三）“教亦多術”
孟子的平生，從政方面并不勝利，但在教導實踐方面卻獲得了相當的成績。他在長期的私學教導中，積累了深摯的教導與教學經驗，所以他在為師之道上是有相當的發言權的。
孟子還繼承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惟，重視根據分歧學生的具體情況，采用分歧的教導方式。他說：“正人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正人之所以教也。”（《孟子·盡心上》）針對修養好、悟性高、才幹優的學生，應及時點化，用春雨潤物般潛移默化的方法來進行教導。針對品格好的學生，應重視品德修養教導，使之成為德性完善的正人。針對有才幹的學生，應留意其才幹的特別培養。對于善于思慮的學生，采台灣包養網用問答形式，釋疑解難。對于不克不及及門受業的學生，應重視身教。
對于若何引導門生，他也是富有經驗的。一方面是樹立規矩，規本是制圓的東西，矩則是成方的東西，能干的工匠教人學藝，必定要用規矩，學者也必須用必定的規矩，否則，方圓也就沒有了標準，孟子覺得教人也必須有規矩。公孫丑曾埋怨：“師長教師的道很高、很好，但像登天普通，不成企及，為什么不把請求下降一點，使人覺得有盼頭，因此天天盡力往爭取呢？”孟子答道：“年夜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孟子·盡心上》）。工匠師傅不克不及因為徒工笨，而改變或廢棄用來劃直線的繩墨，因為假如棄其繩墨，舍其規矩，不堅持標準，必定是教欠好的。另一方面，孟子又覺得“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克不及使人巧。”（《孟子·盡心下》）若何才幹夠變得巧呢？關鍵還在于學習者的盡力，而教導者要做的是“引而不發，躍如也”（《孟子·盡心上》），即張包養價格滿弓，做出躍躍欲試的樣子，卻并不把箭射出往，讓門生本身往主動。孟子還提出“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罷了矣。”（《孟子·告子下》）這一觀點充滿了辯證的顏色，當然，若對方不克不及領會到背后的良苦專心，只怕會加劇“師徒相與異心也”（《呂氏年齡·誣徒》）。
（四）“不應倍師”
孟子在周游列國時，與陳相有過一場辯論。在這場辯論中，即可以見其與農家觀點之分歧，也能窺見其師道的另一主要主張，即不應倍師。
陳相與他弟弟陳辛都是陳良的門生，陳良是楚國人，卻羨慕周公、孔子之道，不遠千里來到南方求學受教，當時南方學者求學更便利些，行動上卻沒有陳良敏捷，所以他是一位“豪杰之士”。二陳跟著陳良學習十年，收獲應當不小。可是老師逝世后，二陳聽說滕文公能行圣人之政，于是自楚至滕。當時農家后學許行也慕名而來，帶著他的幾十個門徒“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二陳一見，頗為傾心，思惟上也起了年夜變化，于是“盡棄其學而學焉”，到了后來更是成為其學說的宣傳手，陳相還跑來勸孟子改弦易轍，遭到了孟子的強烈批評：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進揖于子貢，相向而哭，皆掉聲，然后歸。子貢反，筑室于場，獨居三年，然后歸。改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成。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成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于曾子矣。吾聞出于深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進于深谷者。《魯頌》曰：“蠻夷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對二陳的轉變——由儒家后學成為農家的信仰者，天然也是不滿意的，他以曾子維護孔子的故事為例，說明師道的主要，不成倍師。晚于他的荀子亦持這種觀念，且表述得加倍直白：“言而不稱師，謂之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年夜夫遇諸涂不與言。”（《荀子·粗略》）問題在于，孔子之門亦曾“三盈三虛”，端賴為師者的彼此競爭，而不是詛咒謾罵，這一點上孟荀似乎不如孔子。再有孟子的“用夏變夷”守舊思惟，在清末劇烈的社會變化中，常被守舊者引為證據，用來阻擾變革，這是他始料不及的。
結語
孟子對中華文明有宏大影響，是史學研討里不成或缺的部門，誕生了不少結果；惟多年來，限于學術分科的視野，學者們更樂于探討其政治思惟、教導思惟、經濟思惟等，稍具綜合性質的哲學，亦往往喜歡談其人道論，這些結果對認識孟子天然有幫助，然有時也會對認識真正的孟子產生妨礙。以師道來觀，我們能夠發現孟子視己為先王治國安平易近年夜道在現世的化身，即得道者也，甚至喊出“如欲平治全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他也向國君兜銷本身的政治思惟，但始終堅持著“師”的自負與體統——“皇帝不召師，而況諸侯乎？”（《孟子·萬章下》）與國中重臣、士年夜夫相處時更是這般。這一觀念的構成，孔子、曾子起了很好的示范感化。有時，他也會像孔子那樣，為了行道而出仕，當發現“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可”（《孟子·萬章下》）之時，深以為恥，絕不戀棧，這是“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包養故事孟子·公孫丑上》）的又一表現，堪稱衛道者的典範。他愿學孔子還有一年夜表現，就是在政管理想不見當世之用后，惦念家鄉的“狂簡小子”【25】，通過退修詩書、彼此問難、如切如磋等方法來教導后進，也借機將政管理想傳之后世、以待來者【26】，是為傳道者也。只是其傳道并不像傳說中“來者不拒”，而是包養金額“來者有拒”，且“有挾不答”，開“師嚴道尊”【27】之先河。因之，師道之于孟子，既屬其政治哲學之一端，亦是其教導哲學之一端，更是其保存哲學之寫照，對于后儒頗多啟發，千載以后亦有性命力，可謂是傳統師道中的主要一環。這般敘述，也就有別于普通的教導史及文明史中的探討，不知方家以為然否？
注釋
1《孟子·離婁上》：“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罷了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平易近治平易近，賊其平易近者也。”
2 郭齊家：《中國教導思惟史》，北京：教導科學出書社，1987年，第84頁。
3 （宋）司馬光著，李文澤編：《司馬光選集》卷73《疑孟》，成都：四川年夜學出書社，2010年，第1486-1494頁。
4 康有為：《孟子微》卷7《師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144-148頁。
5 《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2847頁。
6 齊宣王曾問孟子有關齊桓公、晉文公稱霸的事短期包養跡，孟子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孟子·梁惠王上》）亦是一證。
7 康有為：《孟子微》卷7《師文》，第146頁。
8 （明）羅洪先：《論年譜書》，見《王陽明選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書社，2011年，第1512頁。
9 錢穆：《孟子生年考》，見《先秦諸子系年考辨》，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216頁。
10 （金）趙秉文：《性道教說》，見《閑閑白叟滏水文集》卷1，四部叢刊景明手本，第4頁a。
11 （明）溫璜：《孟子不言易說》，見《溫寶忠師長教師遺稿》卷5，清順治貞石堂刻本，第15頁b。
12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卷5，見《榕村全書》（5），陳祖武點校，福州：福建國民出書社，2013年，第112頁。
13 （清）陳確：《性解下》，見《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450頁。
14 唐武功：《孟子〈周易〉學》，見《唐武功國學演講錄》，上海：上海路況年夜學出書社，2017年，第358頁。
15 （清）李光地：《榕村語錄》卷5，第112頁。
16 《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第2847,2847頁。
17 《宋史》卷401《劉爚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2178頁。
18 “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所以傳之舜，舜所以傳之禹，禹所以傳之湯，湯所以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逝世，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韓愈：《原道》）
19 張禮永：《“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別解》，《書屋》2020年11期。
20 《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第2847頁。
21 （宋）陸九淵：《與王德修》，見《陸九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5包養平台2頁。
22 率先發難者為北宋名臣司馬光，他在《疑孟》篇中言：“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余懼后之人，挾其有以驕其君，無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故不得不疑。”湖湘學派的主要人物、世稱“五峰師長教師”的胡宏在《釋疑孟》中表現司馬光“不識孟氏心，而未知所以為師耳。”余允文也撰《尊孟辨》，認為“諫之不可，則當往，為臣之道，當如是也。為王之師，則異矣。”后來朱熹也參加到這場論爭中，見《讀余允文〈尊孟辨〉》。南宋諸儒基礎上都贊同孟子是舉，而反對北宋司馬光的見解。
23 《史記》卷74《孟子荀卿列傳》，第2847頁。
24 朱熹認為“曹交事長之禮既不至，求道之心又不篤，故孟子教之以孝弟，而不容其受業。”（《孟子集注》卷12）朱熹的意見影響包養sd較年夜且遠，但清儒黃宗羲指出：“曹交亦有志之士，何故見其事長無禮、求道不篤？《集注》無乃深文歟。”（《孟子師說》卷6）
25 《論語·公冶長》：“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26 《孟子·萬章上》九章均是這種性質，《孟子·萬章下》亦是九章，至多有六章為這種性質之明證。
27 《禮記·學記》：“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后道尊，道尊然后平易近知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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