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的形而上學與邏輯經驗主義——兼評洪謙對馮友蘭形而上學的批評
作者:陳曉平
來源:《科學技術哲學研討》,2019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三月十四日乙酉
耶穌2019年4月18日
【作者簡介】
陳曉平,哲學博士,包養留言板華南師范年夜學公共治理學院哲學研討所傳授、博士生導師,研討標的目的為科學哲學、東方哲學和近現代中國哲學。
【摘要】
邏輯經驗主義對傳統的形而上學予以擯棄。馮友蘭接收之,但卻在此基礎上樹立了一套新的形而上學體系。馮友蘭的形而上學包含四個觀念即:理、氣、道體和年夜全,分別由四組命題加以描寫和推導,這些命題都是邏輯剖析的,對于經驗實際無所斷定。筆者對馮友蘭的形而上學有所修改,使之加倍明確地實現形而上學的“語言學轉向”。在包養感情此基礎上,指出邏輯經驗主義對一切形而上學的拒斥是不成立的,洪謙對馮友蘭形而上學的批評是不成取的。
馮友蘭的形而上學與邏輯經驗主義都與剖析哲學有著親密的關系。可以說,前者屬于中國的剖析哲學,后者屬于東方的剖析哲學,二者都試圖用邏輯剖析的方式來改革或重建哲學。但是,二者對于哲學,特別是對形而上學的定義和處理方法是有很年夜區別甚至是年夜相徑庭的。邏輯經驗主義的一個有名口號是“拒斥形而上學”,而馮友蘭的目標之一是重建形而上學。孰是孰非,孰優孰劣?這就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一、馮友蘭的語言剖析的形而上學
馮友蘭(1895—1990)于20世紀三四十年月樹立了他的哲學體系“新理學”。“新理學”由六部書組成,統稱為“貞元六書”,此中包含《新理學》(1939年)、《新事論》(1940年)、《新世訓》(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5年)和《新知言》(1946年)。其形而上學部門重要在《新理學》中闡述,后來又在《新理學在哲學中之位置及其方式》(1943年)等論文加以引申,并在《新原道》和《新知言》中加以改進。
馮友蘭明確宣稱,他的“新理學”遭到邏輯經驗主義(維也納學派)的影響,是在其對傳統形而上學批評的基礎上樹立起來的。邏輯經驗主義也稱為邏輯實證主義,在20世紀30到50年月對東方哲學界產生很年夜的影響,其代表人物包含維也納學派的石里克和卡爾納普以及柏林學派的萊辛巴赫等人,其直接的理論先驅包含羅素和維特根斯坦。
邏輯經驗主義將一切命題分為兩類,一為綜合命題,另一為剖析命題。綜合命題對實際事物有所斷言,其真假必須經受經驗的檢驗,是以綜合命題必須在原則上具有可檢驗性,否則就是無意義的。與之分歧,剖析命題是對語言的邏輯剖析,不觸及實際事物,其真假無需經受經驗的檢驗。假如一個命題不是剖析命題,那么它必是綜合命題;假如一個命題是綜合命題但卻是不成檢驗的,那它一定是無意義的。在邏輯經驗主義者們看來,傳統的形而上學都是用這種無意義的命題組成的,故而提出“拒斥形而上學”的口號。
馮友蘭曾將“新理學”與邏輯經驗主義(維也納學派)對形而上學的處理進行比較。他說道:對于傳統形而上學,“維也納學派說它們是無意義的,是有來由的。傳統的形上學中的命題,年夜部門是這一類的命題,所以維也納學派說形上學是無意義的。……壞的形上學,是可以以維也納學派的方式撤消的。撤消此等所謂形上學,是維也納學派的貢獻。但真正的形上學中,并沒有如上所舉的命題,并不對實際有所確定,有所樹立。真正形上學的命題,都是剖析命題”[1]495。
在這里,馮友蘭區分了壞的形而上學和洽的形而上學。傳統形而上學屬于壞的,“新理學”的形而上學屬于好的或真正的形而上學;因為“新理學”的形而上學命題不是綜合的,而是剖析的和“不著實際的”。這便產生一個問題:邏輯學和數學也是剖析的和不著實際的,那么,“新理學”的形而上學與邏輯學和數學有什么分歧?對此,馮友蘭答覆說:“邏輯算學不僅對于實際無所確定,亦無所樹立,並且不說到實際。形上學說到實際,但只情勢地說,所以雖說而無所說。”[1]495換言之,邏輯數學壓根兒不提實際包養ptt,形而上學則說起實際,但僅此罷了,并無具體地確定和述說。
對于形而上學命題的應有特征,馮友蘭后來給出更為抽像地表述,即:“形上學的命題是空並且靈的。形上學的命題對于一切事實作情勢的解釋。其解釋是情勢的,所所以空的。其命題對于一切事實無不適用,所所以靈的。”[1]501換言之,形而上學命題是“空靈”的,空即不著實際,靈即廣泛適用,並且正因為它們不著實際,所以它們才是廣泛適用的,正因為它是空的,所以它們才是靈的。
馮友蘭的形而上學重要包含四個觀念,即理、氣、道體和年夜全,分別由四組命題加以推導和描寫。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預計一一討論那四組形而上學命題,只以第一組命題為例,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其第一組命題是:“凡事物必都是什么事物。是什么事物必都是某種事物。有某種事物,涵蘊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借用舊日中國哲學家的話說:‘有物必有則’。”[1]503
在這組命題中,最主要的一個命題是:“有某種事物,涵蘊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此話相當于“有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理”,在此,“某種事物之理”被解釋為“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
馮友蘭解釋道:“有山則有山之理,有水則有水之理,有某種事物,則有某種事物之理。”[1]505-506這些話對于實際無所斷定,因為它并未斷定世界上有山,只斷定“假如有山則有山之理”,因此這個命題是“空的”。不過,形而上學畢竟承認這個世界上有些事物是存在的,因此事物之理與經驗實際有所關聯,盡治理的存在不依賴于實際事物的存在。在這個意義上,空靈的形而上學命題也幾多談及事實,但只是點到為止;僅以此為出發點,做邏輯的演繹或情勢的擴展,而對此出發點并不給以詳述,更不加以證明。馮友蘭指出:“形上學是自事實出發的,認為事實包養條件存在,是‘共許’的,所以并不擬證明事實的存在,而只擬對于已存在的事實,作情勢包養違法的解釋。”[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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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馮友蘭形而上學的改包養軟體進
筆者曾于1989年給馮友蘭往信,對其第一組形而上學命題的剖析性提出質疑,即:“有某種事物”和“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能否具有完整雷同的涵義?若不是,那么,在何種意義上說,前者涵蘊后者是剖析命題?
馮師長教師在回信中說:“你所提的問題很好。我的那篇文章的提法,確實有問題。‘某種事物’和‘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的意義并不相等。其間的關系,是一個名的內涵和內涵的關系。一個名,有內涵,必有內涵;有內涵不用有內涵。所以,可以從其有內涵推知其有內涵。我對于這個問題的說法,詳載《新原道》第十章和《新知言》第六章。”[2]
馮友蘭的這一解釋對于筆者懂得他的學說有著關鍵性的意義。我意識到,他所說的‘某種事物’并不是經驗世界的某種事物,而是語言世界的某種事物,即由一個名詞表現的某種事物,否則它就不克不及成為一個名詞的內涵。是以,他的形而上學的出發點是語言層面而非經驗層面的。我的這一見解在《新知言》中獲得進一個步驟的印證。
馮友蘭在《新知言》中,把“有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改為“某種事物為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3]196。此中的“某種事物為某種事物”顯然是一邏輯命題,相當于邏輯學的統一律“A是A”。由此理應得出一個結論:作為形上學的出發點的“實際”并不是經驗的實際,而是語言的實際;或許說,并不是經驗世界,而是包養網dcard語言世界。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馮友蘭并沒有明確地得出這一結論,依然逗留在“形而上學是從經驗出發”的說法上。
馮友蘭把“某種事物為某種事物”簡稱為“如是”。他說:“山如山的是,水如水的是,這座山如這座山的是,這條水如這條水的是,一切事物各如其是,是謂如是。一切的如是,就是實際。形上學就是從如是如是的實際出發,對之作情勢的釋義。”[3]194-195下面談到,“如是如是的實際”是語言實際而不是經驗實際,可是馮友蘭卻接著說:“此種剖析及總括,都是對于實際作情勢的釋義,也就是對于經驗作情勢的釋義。”[3]195這樣,馮友蘭就把“如是如是的實際”歸結于經驗的實際,從而使他的新提法回到原點,在很年夜水平上掉往其嚴重意義。
在《新知言》之前,馮友蘭所提出和討論的舊命題是:有某種事物,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此中“有某種事物”是指某種事物在經驗世界即實際中存在,而“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則存在于另一個分歧的領域包養一個月即真際中。用馮友蘭的話來講,“有某種事物之有,是我們于《新理學包養平台》中所謂實際的有,是于時空存在者。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之有,是我們于《新理學》中所謂真際的有,是雖不實在于時空,而亦不克不及說是無者”[1]506。由于該命題面臨邏輯上的困難,馮友蘭在《新知言》中對之加以替換,將此中的“有某種事物”改為“某種事物為某種事物”1。
既然舊命題中的“有某種事物”斷定了某種事物存在于時空中,即斷定某種事物是實際存在的,而新命題中的“某種事物為某種事物甜心花園”卻于實際毫無斷定,這意味著,馮友蘭的形而上學的出發點發生了一個最基礎性的變化,即從所謂“由知實際而知真際”[4],變成:由知如是的真際而知理的真際。
但是,馮友蘭沒有充足意識包養意思到這一改變的嚴重意義,依然堅持其形而上學的出發點是經驗實際,而不是語言實際即真際。他說:“從如是如是的實際出發,形上學對于實際所做的第一確定,也是獨一的確定,就是:事物存在。”[3]195但這一說法是錯誤的,因為“山是山”這一如是如是的命題并不斷定某山實際存在著,而只斷定“山”這個詞是有興趣義的,這是一種真際的存在。
馮友蘭的掉誤在于,把“某物為某物”所蘊涵的語言世界的“有某物”混雜為經驗世界的“有某物”,從而把形而上學的出發點看作于時空中存在的實際,而不是超時空的真際。當我們糾正了馮友蘭的這種掉誤之后,便可在他的形而上學體系內做進一個步驟的推導,充足展現形上學體系“不著實際”“超乎抽像”或“不拖泥帶水”的特征[5]。
三、洪謙對馮友蘭形而上學的批評
洪謙(1909—1992)是當代中國有名哲學家,維也納學派獨一的中國成員,也是一位比較徹底的邏輯經驗主義者。洪謙曾就馮友蘭的“新理學”寫過一篇批評文章,題為《論新理學的哲學方式》,發表于1946的《哲學評論》。不過,就我所知,馮友蘭對洪謙的批評沒有做過書面回應2。我料想此中的緣由能夠有二:其一,馮友蘭并不接收洪謙的批評,但尚未能給出了了的來由;其二,洪謙表述得不太清楚,而使馮友蘭無法答覆或不用答覆。在此,筆者將對洪謙的這一批評進行評論,并傾向于第二種能夠的緣由。
對于馮友蘭的形而上學,洪謙提出質疑:“維也納學派只能‘撤消’傳統的形而上學,而不克不及‘撤消’馮師長教師的形而上學么?馮師長教師的形而上學不單不克不及被維也納學派‘撤消’,反而把它的本質因之‘益形顯露’么?”[7]181接著,洪謙評論道:由于傳統形而上學盡是無法檢驗的綜合命題,“形而上學命題都成了無事實根據的‘胡說’了,形而上學都成一種‘胡說’的理論體系了。馮師長教師的形而上學雖然不包括任何‘胡說’成分,可是馮師長教師的形而上學命題最基礎就對于事實一無所敘述一無所傳達,而馮師長教師這位形而上學家也認為對于事實已有所敘述已有所傳達,于是乎馮師長教師的形而上學命題都成了與實際絕不相關的一種‘空話’了,馮師長教師的形而上學也成了一種‘空話’的理論系統了”[7]190。
盡管洪謙把馮友蘭的形而上學消除在傳統形而上學的“胡說”之外,但卻責備它是“與實際絕不相關的一種‘空話’”。坦白地說,洪謙對馮友蘭的這一批評有些無的放矢,因為馮友蘭開宗明義地承認本身的形而上學“是與事實無關的‘空話’”,即所謂“空靈”的,并且引以為驕傲。正如邏輯和數學命題對事實無所斷定卻是廣泛成立的,因此也是“空靈”的。可見,問題不在于其形而上學能否空的,而在于其形而上學與邏輯數學的分歧之處是什么,其分歧之處可否保證它像邏輯數學那樣是“空靈”的。盡管這一問題沒有被洪謙明確地提出,但筆者信任可以從他的質疑中引申出來,否則他的質疑完整沒有答覆之需要了。
後面提到,馮友蘭說其形而上學與邏輯數學的配合之處是,對實際事物“無所確定,無所樹立”;分歧之處是:邏輯數學最基礎不談實際,形而上學雖則談及實際,但只是“情勢地說”“雖說而無所說”。那么,對實際“情勢地說”是什么意思,可否把形而上學與邏輯數學區別開來?對此,洪謙間接地給以否認,盡管他沒有直接地提出和答覆這一問題。
洪謙指出:“馮師長教師的‘對于事實為情勢的解釋’的形而上學命題如‘山是山,水是水。山不長短山,水不長短水。山是山不長短山,必因有山之所以為山,水是水不長短水,必因有水之所以為水’,在原則上就是一些對于事實無所敘述無所傳達的‘重復敘述的命題’包養情婦。”[7]188這里的“重復敘述的命題”就是邏輯學的“重言式”,即永真命題。假如這樣,那便意味著,馮友蘭的形而上學命題相當于邏輯真諦,因此掉往其形而上學的獨特徵;盡管其形而上學可以免于“胡說”的指責,但卻被歸進邏輯學的范圍。這樣,馮友蘭的形而上學也就名存而實亡了。
事實上,馮友蘭說過本身的形而上學命題類似于邏輯學的重言式。他談道:“‘假如甲,則甲。’這是一個邏輯命題。嚴格地說,這是一個命題套子。從包養平台這個命題套子,我們可以套出‘有某種事物,涵蘊有某種事包養意思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1]503由于“假如甲,則甲”是一個邏輯套子,從它套出來的命題即“有某種事物,涵蘊有某種事物之所以為某種事物者”也是一個邏輯命題,從而掉往其形而上學的獨特徵。對此,筆者曾于1989年寫信給馮友蘭表現質疑,馮師長教師答覆說:這個提法有問題,那個命題不是邏輯命題,其涵蘊關系不是“假如甲,則甲”,而是“假如有內涵,則有內涵。”對此我們已在前邊說起。
一個詞有內涵必有內涵,這是一個語言學的事實,屬于語言實際,而不是經驗實際;在此意義上,它對經驗實際“無所確定,無所樹立”,但對語言實際有所確定,有所樹立。與之分歧,邏輯學不僅對于經驗實際無所確定,對于語言實際也是無所確定的。例如,“假如甲,則甲”是一個邏輯命題,但它只是同語反復或“重復敘述”,因此它對語言實際也無所確定。這樣,語言剖析的形而上學便與邏輯學區分開來。盡管馮友蘭沒有明確地意識到他的形而上學包括著某種語言學轉向,可是語言轉向事實上存在于他的形而上學之中,也包養意思是其剖析性的形而上學的應有之義。
但是,洪謙沒有充足留意馮友蘭形而上學中的語言學轉向和對于邏輯學的相對獨立性,也沒有著手區分語言實際和經驗實際,而是一味地批評馮友蘭的形而上學對于經驗實際是空泛無物的。應該說,這種批評是不得要領的。
此外,洪謙對馮友蘭的形而上學還有另一個批評,即對于進步人生境界,傳統的形而上學作為一種“概念的詩歌”,比起馮友蘭的情勢的和空泛的形而上學,更具沾染力和號召力。從這個意義上講,傳統形而上學還有其哲學的感化和地盤,甚至是“既偉且年夜的”,而馮友蘭的形而上學卻是“俱無一厝”或一無是處的[7]191-192。
對此,筆者只需講兩點。第一,洪謙對傳統形而上學在人生境界方面“既偉且年夜”的感觸感染不克不及代表邏輯經驗主義,純屬他個人一切。對于邏輯經驗主義來說,傳統形而上學是兩邊不著調的“胡說”。對此,卡爾納普說得很明確,他指出:“形而上學家既不在科學領域里發揮這種愛好,又不克不及滿足用藝術表達的請求,卻是混雜了這兩個方面,創造出一種對知識既無貢獻、對人生態度的表現又不適宜的結構。”[8]35第二,馮友蘭的語言剖析的形而上學對于進步人生境界,確實有一個理論上的跳躍或缺環,需求加以彌補和改進,但其目標不是可看而不成即的。正因為此,筆者在馮友蘭的四組形而上學命題的基礎上,增添了一組關于“形而中學”的命題,以使馮友蘭的形而包養俱樂部上學與進步人生境界的生涯實踐更為緊密地聯系起來3。
最后,對洪謙關于馮友蘭理論的批評談點感觸。國人常說哲學也要與國際接軌。筆者認為有需要區分兩種接軌,即跟隨性接軌和創造性接軌,包養軟體亦即馮友蘭常說的“照著講”和“接著講”。馮友蘭不是跟隨性接軌,而是創造性接軌,無論對前人還包養網車馬費是對洋人,他都是接著講而不是照著講。與之比擬,洪謙基礎上是照著講,只能算作跟隨性接軌,而不是創造性接軌;他對維也包養app納學派或邏輯經驗主義便是這般。洪謙總是責怪馮友蘭對邏輯經驗主義有所誤解,可是這種責怪是文不對題的,因為馮友蘭從來沒有說過他的形而上學屬于邏輯經驗主義。這種在治學態度上的差異使馮友蘭和洪謙二人之間難以對話,這能夠就是馮友蘭對洪謙的批評不做答覆的緣由。
我們了解,有名的當代東方哲學家蒯因(W.V.O.Quine,1908—2000)寫了“經驗論的兩個教條”,對邏輯經驗主義進行批評,同時,他把邏輯經驗主義籠統拒斥的“形而上學”又撿了起來,提出一種新的形而上學或本體論,即所謂形而上學或本體論的語言學轉向。蒯因對邏輯經驗主義也是接著講而不是照著講的,其創造性接軌是在東方哲學之內的。與之分歧,馮友蘭對邏輯經驗主義的創造性接軌不僅有時間上的先后(早于蒯因十年擺佈),還有地區上的跨越,其難度更年夜,意義更為深遠。
從跟隨性接軌的角度看,創造性接軌確定會對已有的理論——無論中國理論還是外國理論——有所“誤解”。可是這種“誤解”是必須的,否則就沒有理論創新,也沒有真正的現代中國哲學。借用中國哲學的話講,跟隨性接軌只是“我注六經”,而創造性接軌先是“我注六經”,然后是“六經注我”。比擬之下,創造性接軌更為包養dcard可取,所走途徑也更為艱辛。
四、邏輯經驗主義對形而上學的拒斥是不成立的
也許有人會責問,即便依照筆者的說法,馮友蘭的形而上學也是關于實際知識的,只不過是關于語言實際而非經驗實際的,因此也難逃“胡說”的宿命。對此,筆者的答覆是:邏輯經驗主義事實上也把哲學歸結為對語言實際的邏輯剖析,據此,馮友蘭的語言剖析的形而上學屬于哲學。相應地,邏輯經驗主義不單沒有把馮友蘭的形而上學趕出哲學的年夜門,反而使其哲學的本質“益形顯露”。對此,我們將根據邏輯經驗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即石里克(MoritzSchlick)和卡爾納普(RudolfCarnap)的有關論述加以論證。
邏輯經驗主義的一個基礎觀點是,形而上學是由無意義的綜合命題組成的,應當加以拒斥。卡爾納普宣稱:“有興趣義的形而上學陳述是不成能有的。這個結論是從形而上學給它本身提出的任務得出的,這個任務是:發現和表述一類與經驗科學不相關的知識。”[8]31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卡爾納普那篇包括這段話的文章自己試圖供給“一類與經驗科學不相關的知識”,即關于若何“通過語言的邏輯剖析肅清形而上學”的知識;也就是說,此文的內容與其主旨是彼此沖突的。反之,假如那篇文章沒有供給任何知識,那么它是無意義的,除非它是由邏輯或數學命題所構成;顯然,它不屬于此類。總之,卡爾納普的那篇文章要么是自相牴觸的,要么是無意義的,因此其拒斥形而上學的觀點不克不及成立。
筆者傾向于認為卡爾納普的那篇文章是有興趣義的并且是哲學的,盡管此中不乏錯誤之處。這意味著有一種“與經驗科學不相關的知識”,它們屬于哲學。其實,這一結論,我們也可以從石里克的有關論述中得出。
石里克談道:“我們現在認識到哲學不sd包養是一種知識的體系,而是一種活動的體系,這一點積極表現了當代的偉年夜轉變的特征;哲學就是那種確定或發現命題意義的活動。哲學任務題獲得廓清,科學任務題獲得證實。科學研討的是命題的真諦性,哲學研討的是命題的真正意義。”[9]9
我們看到,石里克起首用“活動體系”和“知識體系”把哲學和科學區分開來,然后用“廓清命題意義”與“驗證命題真假”把哲學和科學區分開來。筆者認為,前一個區別并不主要,因為作為活動體系的哲學必須至多部門地以論文或著作的方法表現出來,從而成為某種知識。好比,石里克這篇文章就是哲學活動的結果,供給了某種知識。按石里克的說法,他的哲學文章是以廓清命題之真正意義為目標的。問題是,他所廓清的意義是“真正的”嗎?若是真的,它便供給了關于命題之意義的知識,依然是一種知識體系;若是假的,它便供給了關于命題之意義的有待修改的知識。由此可見,哲學與科學都是知識體系,其區別僅僅在于知識的內容分歧包養合約;哲學是關于命題之意義的,而科學是關于命題之對象的;換言之,哲學是關于語言自己的,科學是關于語言所表達的實際事物的。由此得出結論:哲學是關于某種語言意義的知識體系,其方式是對語言意義的邏輯剖析。這是石里克關于“包養留言板哲學”定義的應有之義。
接著,石里克對于作為廓清語言意義的哲學做了進一個步驟的闡述:“假如在具有堅固基礎的科學當中,忽然在某一點上出現了從頭考慮基礎概念的真正意義的需要,因此帶來了一種對于意義的更深入的廓清,人們立即覺得這一包養心得成績是出色的哲學成績。……這就是說:偉年夜的科學家也總是哲學家。”[9]10這樣一來,石里克便把哲學與科學緊密地聯系在一路。科學是關于經驗世界的知識,哲學與科學的聯系意味著哲學與經驗實際的某包養網心得種聯系。這樣,石里克先是把“哲學”定義為關于語言的意義剖析的活動,然后將此類活動的內容局限于科學語言。對哲學做這后一種限制是公道的嗎?對此,我們結合卡爾納普的有關論述一道給以答覆。
卡爾納普也非常強調對科學語言的邏輯剖析,他說:哲學“在積極的應用方面,它用以廓清有興趣義的概念和命題,為事實科學和數學奠基邏輯基礎。……與形而上學對立的‘科學的哲學’指的就是這個”[8]32-33。在這里,卡爾納普更為明確地把哲學局限于“科學哲學”(philosophyofsci包養感情ence),即主張“哲學=科學哲學”,并且把形而上學作為科學哲學的對立面而驅逐出哲學的年夜門。但是,正如後面所剖析的,卡爾納普的這種說法是不克不及成立甚至是自相牴觸的,因為他本身的那篇文章就屬于不是“科學哲學”的哲學文章,石里克的那篇文章同樣這般。他們寫出那樣的哲學文章自己就是對“哲學=科學哲學”的否認。
進而言之,從以上石里克的引文中可以看到,他們堅持“哲學=科學哲學”的重要來由似乎是:只要科學“具有堅固基礎”。但是,科學基礎的堅固性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相應地,科學與非科學的界線也具有必定的含混性。這個結論已經成為當代科學哲學的共識。既然這般,把科學哲學以外的其他學科一概消除于哲學之外便缺少正當的來由。
由于作為哲學的語言剖析之對象不限于科學,那么,根據邏輯經驗主義賦予哲學以語義剖析的特征,我們只應所以否關于語義的邏輯剖析的活動及其結果(知識)作為哲學與非哲學的劃界標準;據此,作為語義剖析的科學哲學只是哲學的一部門而非所有的。與之對照,馮友蘭的理論是關于“存在”的語義剖析,因此屬于哲學的另一部門即形而上學。這種語義剖析的形而上學與語義剖析的科學哲學并不相互排擠,反而是彼此補充,相得益彰的。
另需指出,把語言剖析的活動和知識作為“哲學”的定義太窄了,應該把這個定義僅僅給予“形而上學”,即形而上學是廓清某種語言意義的知識體系。哲學除了廓清語言意義,還包含其他內容。例如,科學哲學不僅對科學語言進行邏輯剖析,還需考核科學家的實際的研討方式;事實上,愛因斯坦的科學方式對于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哲學有著主要的參考價值。正因為此,當代科學哲學有邏輯主義與歷史主義之分,并且呈現為二者結合的趨勢。再如,倫理學重要是關于人生意義的,觸及人們的生涯實踐,遠遠超越語言剖析的范圍。由于科學哲學和倫理學與人們的實踐活動親密相關,所以科學哲學和倫理學屬于“形而中學”,即形而上學和形而下學的某種結合。與之對照,馮友蘭的形而上學重要觸及“理”“氣”“道”等抽象實體的邏輯剖析,與人們的生涯實踐相距甚遠,因此是“真正的形而上學”。
五、馮友蘭的形而上學與剖析哲學的淵源
馮友蘭與剖析哲學的不解之緣可以追溯到他早年讀中學的時期。十七歲的馮友蘭在上海中國公學讀書時初次接觸到邏輯學。那時他們用包養sd的課本是耶芳斯的英文版《邏輯要義》,教書的師長教師并不懂邏輯學,只把此書當作英文課本來教。馮友蘭卻被此書的內容深深地吸引,本身做書中的習題。有一次實在做不出就往問老師,結果老師也答不上來,以后那位老師便欠好意思再來授課了,馮友蘭為此深感歉意。馮友蘭回憶說:“我學邏輯,雖然僅僅只是一個開始,可是這個開始惹起了我對哲學的興趣。我決心以后要學哲學。對于邏輯的興趣,很天然地使我特別想學東方哲學。”[10]169由邏輯而進進哲學,這恰是剖析哲學的進路。可見,馮友蘭的個人氣質就是剖析哲學的;這種氣質與其說是學來的,不如說是生成的。
關于邏輯學與哲學、東方哲學與中國哲學之間的關系,馮友蘭這樣談道:“主要的是這個方式,不是東方哲學的現成的結論。中國有個故事,說是有個人遇見一位仙人,仙人問他需求什么東西。他說他需求金子。仙人用手指頭點了幾塊石頭,石頭當即變成金子。仙人叫他拿往,可是他不拿。仙人問:‘你還要什么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頭。’邏輯剖析法就是東方哲學家的手指頭,中國人要的是手指頭。”[11]277馮友蘭借助源自東方的邏輯剖析的方式來重建中國哲學,其哲學和形而上學堪稱“中國的剖析哲學”。
談起中國的剖析哲學,就不得不觸及另一位有名現代中國哲學家金岳霖。可以說,在開創中國剖析哲學方面,金岳霖是馮友蘭的同志。他們二人既是清華年夜學的同包養故事事,也是東北聯年夜的同事。在東北聯年夜期間,馮友蘭創立了他的“新理學”;與此同時,金岳霖也在撰寫一部形而上學著作,取名為《論道》,其方式也是邏輯剖析的。馮、金二人經常在一路交通思惟,互閱書稿,彼此啟發,攜手并進,可謂中國哲學界的一段佳話。對此,馮友蘭評論說:“他對于我的影響在邏輯剖析方面;我對他的影響,假如有的話,能夠在于‘發思古之幽情’方面。”[10]215
馮友蘭不僅遭到金岳霖的影響,還遭到有名東方哲學家維特根斯坦的影響。眾所周知,邏輯經驗主義者們對維特根斯坦的評價是很高的,視他為先驅,但他們難得見維特根斯坦一面。風趣的是,馮友蘭曾與維特根斯坦當面交談了一個下戰書,其機緣就是二人在哲學上的包養情婦共鳴。馮友蘭回憶說:“我想起1933年我在英國,到劍橋年夜學往講演,碰見了維特根斯坦。他請我到他住的處所往吃下戰書茶,頗覺意味相投。當時沒有談什么專門問題,可是談得很投機。我覺得他也是對不成思議、不成言說的問題有興趣。不過維也納學派把哲學當成一種語言或科學方式論的問題,而我則認為它講的是哲學。為要說明這個意思,就寫了一點東西。”[10]231這是馮友蘭創立“新理學”的動機之一,試圖超出維也納學派,此中也遭到維特根斯坦哲學的鼓舞。
維特根斯坦的一句名言是:“對于不成說的東西,人們必須堅持緘默。”(Where of one can no speak,there of one must be silent)[12]馮友蘭的一句名言是:“人必須先說良多話然后堅持靜默。”[11]289“先說良多話”是馮友蘭所說的“正方式”,“堅持緘默”是馮友蘭所說的“負方式”,哲學方式就是正方式和負方式的結合。我們看到,馮友蘭好像維特根斯坦,都看到了哲學的最后歸宿,即堅持緘默,在緘默中“顯示”某種洞見。可以說,這是馮友蘭與維特根斯坦最為默契的處所,也是他們超出邏輯經驗主義的關鍵之處。邏輯經驗主義只知邏輯剖析的正方式,而不知堅持緘默的負方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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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C]馮友蘭.三松堂選集:第六卷.鄭州:河南國民出書社,2001.
[12]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M].北京:九州出書社,2007:192.
注釋
1、馮友蘭的這一修正遭到沈有鼎師長教師的提醒(見《三松堂選集》第五卷第196頁),筆者于1989年給馮友蘭的信中也指出類似的問題。
2、據回賀麟回憶,1944年在昆明召開的中國哲學會研討會上,洪謙以此文做了發言,馮友蘭當即做了口頭回應,金岳霖和沈有鼎為馮友蘭進行辯解[6]。
3、參閱拙文《對馮友蘭形而上學體系的改進和補充—增添一組“形而中學”命題》,《學術研討》,2019年待發。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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