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射雕三部曲”中，《九陰真經》是掀起江湖風云的第一武功秘笈。從敘事角度來看，它是銜接江湖兒女、推進情節成長的焦點道具。借使倘使轉換視角，站在經籍本身的角度看，關于它的發生、傳佈、流衍，于書中多見分析，此間經過歷程之復雜、形狀之多樣、細節之豐盛，足以在武俠世界自成一門專書“文獻學”。金庸小說重要顛末兩次修訂，本文概以“世紀新修版”為準（以免繁瑣，引據原文均省略頁碼），在要害情節上則酌情對比舊有版本（連載版、三聯版），以顯示文本異動之細節。
成書考：作者·說話·撰寫時光
《九陰真經》的出生，新舊版《射雕好漢傳》（后文省稱《射雕》）記錄互異。連載版曾將作者設定為達摩祖師，此后則改為黃裳。特地請出達摩充當作者，除了斟酌到他的禪宗鼻祖成分，在傳說中亦具有極高的武學成就，就故事自己而言，更為《九陰真經》中難解的“梵文”預設伏筆。不外若《九陰真經》作者為達摩，那么文中明顯的道教顏色又當若何說明呢？蓋以此故，金庸將作者改為黃裳，并特殊補述了《九陰真經》成書的顛末。
黃裳實有其人，乃是活潑于北宋早期的有名學者。《射雕》書末，附有金庸《關于“全真教”》一文，略及其人業績：
黃裳，字晟仲（按：應作“冕仲”，金氏誤），人稱演山師長教師，福建延平人，高宗建炎三年卒，年八十七。《演山師長教師神道碑》中說他：“頗從事于延年攝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
參閱《射雕》書中周伯通的轉述：宋徽宗政和年間，天子命令“遍搜普全國道家之書，雕版印行，一共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稱為《萬壽道躲》”，那時皇家委派的刻書人即是黃裳；由于懼怕刻錯字，黃氏便“一卷一卷地仔細校讀”；而就在校刻《道躲》的“幾年”中，他竟“無師自通”成了武功高手。關于這部《萬壽道躲》編輯、刻印的真正的汗青，金庸向讀者指明唸書途徑，稱：“近人陳國符師長教師《道躲源流考》中考據宋徽宗訪求全國道教遺書刻板的顛末頗詳。”虛真假實，可堪玩味。
既有校刻《萬壽道躲》的經過的事況為黃裳的道家涵養背書，回頭來看《九陰真經》中“梵文”的設定。金庸在新修版《射雕》中，特借一燈巨匠之口詳加闡明：
其中原委，我曾聽重陽真人說過。撰述《九陰真經》的那位高人黃裳不單讀遍道躲，更精曉內典，識得梵文。他撰完真經，下卷的最后一章是真經的總旨，真經最高秘奧，全在總旨之中，後面一切難以明解的關鎖，總旨乃是鑰匙。他突然想起，此經借使倘使落進心術不正之人手中，持之以橫行全國，無人制他得住。但若將這章說明最高武學的總旨毀往，老是舍不得，于是改寫為梵文，卻以中文音譯，心想此經能否能傳之后世，已然難言，中土著土偶氏能通梵文者少少，兼修上乘武學者更屬罕見；得經者如為天竺人，雖通梵文，卻不識中文；中華人士如能通識梵文，武學又高，此人就不至為奸惡君子。他這般設定，差未幾等于不欲后人明他經義。是以這篇梵文總旨，連重陽真人也不解其義。
由此可見，“梵文”是小說中黃裳的必須具備技巧，而“梵文”在真經中特“以中文音譯”，則是出于雙重加密斟酌——對天竺人來說，中文是密語，對中土著土偶來說，梵文是密語，如有讀者梵、漢皆通，還要到達必定武學修為，才幹真正勘破文字背后的“最高奧妙”。
黃裳撰述《九陰真經》的原由，他自己業已“寫在經籍的序文之中”。不外小說但言經籍有序，卻未載錄其文。至于經籍撰作的始末，則在《射雕》中由周伯通之口輾轉道出：彼時在黃裳治下忽然呈現了“摩尼教”，或稱“明教”，“聽說是從西域的波斯胡人傳來的”；黃裳受徽宗之命，派兵剿除此“邪魔外道”，但這些教徒的武功極為怪僻陰毒，黃裳不是敵手，便在黑暗記住了對手的“一招一式”，待“想通破解的方式”再往報仇；可是當他想通破招，曾經“幾十年”曩昔，已經的仇敵幾近凋落，是以他“將所想到的秘訣寫成了高低兩卷書”，是為《九陰真經》。陳國符師長教師在研討中提到，南宋時已有明教中人散布“偽經”，假托是前代黃裳監雕，教人誤以為“偽經”出自《萬壽道躲》。這般看來，“黃裳”與“明教”在真假兩個世界里都有著不淺的緣分。
小說并未明言《九陰真經》的成書時光，或可依據周伯通的說辭粗略推算。黃裳于徽宗政和年間校刻《道躲》，待武功練成已歷“幾年”，此后不敵明教、單獨修煉，又曩昔了“幾十年”；又說，黃裳遍閱《道躲》，“苦思四十馀年”，終于參透武功破法。按“政和”（1111-1118）凡經八年，繼而“宣和”（1119-1125）又歷七年，此后欽宗“靖康”越兩年（1126-1127）而北宋亡。由此推知，《九陰真經》理應撰成于靖康亂后，大約在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汗青上的黃裳已于南宋建炎三年（1129）卒，誠難見證經籍的出生，但其人享有八十七歲遐齡，且親歷世變，這或許又為其小說抽像耐久彌堅、神功年夜成，并熬逝世敵手、獨孤求敗，尋得必定現實根據。
傳衍考：文本·記憶·“活經籍”
《九陰真經》撰成之后，黃裳將其秘躲，“數十年來從未有人見到”。后來不知何以“忽活著間呈現”，激發武林人士競相爭搶，為之喪命的好漢英雄“前前后后已有一百多人”。爾后王重陽組織了初次“西嶽論劍”（按新垣平考據，此次“西嶽論劍”的時光在1195年），顛末比試，“全國第一的武學秘籍”終極被“武功全國第一”的王重陽支出囊中。自此以后，經籍開啟了復雜的傳衍過程。
王重陽的武功已是全國第一，“他要獲得經籍，也不是為了要練此中的工夫”（郭靖語），而是為武林免去禍患。換言之，王重陽得經，并非是為傳經，反卻是為了限制經籍傳播；甚至在他臨逝世時，一度想要“焚毀經籍”，但念及“先輩終生血汗”，一直無法下手，只能制止全真派門生練經，并將經籍拜託給周伯通。既不舍毀經，又不克不及傳經，最好的處置措施莫過于“躲諸名山”——此謂躲于淺顯意義上的名山，性質介于毀棄與庋躲之間。此后便演出了周伯通欲將經籍躲諸雁蕩山，途中偶遇黃藥師、馮衡佳耦的橋段。
彼時，黃、馮佳耦求借經籍一不雅，周伯通不願，卻誤中妙策，竟被馮衡默記了往。馮衡對“武學一無所知”，但記憶超群，先“花了一個多時辰”，將“兩本厚約半寸的冊子”從頭至尾讀了一遍，又用“一盞茶時分”讀罷第二遍，旋即謊稱這只是“一本江南處處傳播的占卜之書”，她“五歲時就讀著玩，從頭到尾背得出”，還料定周伯通不曾妄讀經籍，居心讓他抽取此中段削髮問，公然無不中的。
馮衡的強記，構成了一個《九陰真經》的“記憶本”。此后，她將此“記憶本”默寫出來，又構成一個“筆錄本”，分高低兩本。是以黃藥師幾回再三誇大，本身讀過的《九陰真經》只是馮衡的筆錄，盡對不曾觀看周伯通手里的“真”經。其書之所以分高低兩本，自是由於黃裳所創《九陰真經》本就分為高低兩卷，且兩卷內在的事務分歧，此與“內在的事務決議形制”的文獻基礎道理正相吻合：上卷載有回元養氣之類基礎秘訣，下卷則多為武功招式與破解之法。馮衡筆錄本達成后，陳玄風趁黃藥師琢磨經籍上卷之際，竊走下卷。
馮衡一度測驗考試將下卷默寫出來。但是，她本就不明經辭意思，當日只是“一時硬記”，明日黃花，中心又讀了些詩詞閑書，致使“記憶本”已破裂不勝；加之此時她已pregnant八月有馀，故在苦苦思考、默寫出七八千字后油盡燈枯，同時誕下黃蓉。馮衡因經籍而逝世，黃蓉因經籍而生，這招致黃藥師對《九陰真經》，尤其是下半本，發生極年夜執念。黃藥師一面威脅周伯通交出真經原書，想在馮衡靈前燃燒；一口試圖“憑著一己的聰慧聰明”，補下卷武功之亡。
關于經籍高低卷內在的事務的區分，仍須申述。彼時“黑風雙煞”橫行江湖，令人誤認為《九陰真經》記錄的都是陰毒工夫，實為年夜謬。陳玄風偷得的下卷，開首所記武功是“用來給人破解的”，亦即“九陰白骨爪”“摧心掌”之類招式。固然“雙煞”自知書中載有高超的破解之法，但因破法須以上卷所載道家內功為基礎，是故無由更進一個步驟，只能挑那些無需內功基本，可以或許硬練速成的邪法來修煉，仿佛手持錯題集卻只學會過錯的解法。周伯通說“邪法易練而破法難通”，確為知曉真經全書構造后的精審講話；但他譏笑“黃老邪的門徒，也多半是年夜邪小邪，他們不學破法，卻往學了邪法”，則難免將大好人歹人一并冤枉。回根結底，是文獻不全才招致武功練反，是所持文本存在限制，而非思惟出了題目。
及至“雙煞”碰上“七怪”，陳玄風被郭靖不測刺殺，遂使零馀的梅超風更難謀得上卷，無法修煉內功竅門。此后很長一段時光，除了馬鈺有意間教了梅超風“一句內功真訣”，她只能“強修猛練”，終致走火進魔。當此之時，竟是十幾年來苦苦尋覓的“殺夫敵人”郭靖委曲充任解人，憑仗少時隨馬鈺學得的道教內功秘訣，向梅超風流露機要。歷經峰回路轉，馬鈺與郭靖或許無法想象，他們不曾觸碰《九陰真經》，卻已懵懂地成為經文的“闡釋者”，直接地“使人昭昭”。
王重陽嚴禁全真門生修煉《九陰真經》，但是周伯通手擁秘籍“十余年”，“愛武如狂”，本性獵奇，天然也“極盼研習”書中的“巧妙秘訣”。郭靖并非全真門人，練經不算違禁，于是周伯通便想法將《九陰真經》暗相教授。顛末周伯通的“說經”，經籍所載武功“垂垂移到郭靖身上”，郭靖卻蒙在鼓里、渾然不知。在此經過歷程中，周伯通也“不知不覺地把經文深印腦中”，有意學武但“奇功自成”，此后自行推表演了“空明拳”。
周伯通教授經文時，決心跳過陰毒工夫，只教“正途武功”，但教到“摧堅神爪”之法，因與梅超風的邪功接近，仍是令郭靖心生疑竇。說明經典時常有所謂“錯進錯出”景象，此處堪為一典範。真經原文為：“五指發勁，無堅不破，摧敵領袖，如穿腐土。”周伯通以為：“梅超風見不到真經上卷，不知練功處死”，所以“不知經中所云‘摧敵領袖’是攻敵關鍵、擊敵首級之意，還道是以五指往拔出仇敵的頭蓋，又認為練功時也須這般”。后來歐陽克得閱經籍，也覺察此處詞句荒誕。實在，有經歷的讀者就算不參看上卷經文，大略也共享會議室不會不解其中簡略的譬喻，可見對詞句看文生義的“誤讀”，有時不用回咎于文獻的殘破，而當自省文明的缺乏。
不外話說回來，魯鈍如郭靖者，竟能成為完善的“活經籍”。《九陰真經》下卷的最后一段也是最有記憶難度的一段，“有一千余字滿是咒語普通的怪文”，如“摩訶波羅”“揭諦古羅”“哈虎文缽英”之類，“渾不成解”（此段怪文新舊版有所調劑）。聰慧人若“究查經辭意義，定然背誦不出”，反而郭靖全不睬會心義，憑著“一股毅力狠勁”，“整整硬記了差未幾十天”，終極將這一年夜段“詰屈詭譎的怪文”緊緊記住、“一字無誤”。魯鈍者逝世命硬記在腦中的“記憶本”，常比某些私行動念者經手過的版本更為靠得住。
不久之后，郭靖腦中的“記憶本”便得以與紙本相互校讎。黃藥師為了考核同來求親的郭靖、歐陽克二人，不吝拿出新從梅超風處發出的馮衡手書《九陰真經》下卷，讓兩位后生“同時瀏覽一遍，然后背誦出來”。郭靖雖已熟背經文，此次倒是首度“經眼”文本，當讀到“全國之至柔，馳騁全國之至堅”時，甚至認不得“騁”字，只能憑仗“記憶本”委曲辨認出來：是為以紙本校腦本。馮衡默寫的下卷隨陳、梅二人在江湖中流浪多年（連載、三聯版中，陳玄風將偷來的經籍刻在胸前，新修版刪往此設定），冊頁已然“淚痕點點、血跡斑斑”，或經泥沙磨損、或因污漬涂抹，文字難免泐損，郭靖的背誦適可補足其缺；何況哪怕記憶超群如馮衡，在默寫梵文咒語時也“默得混亂倒置，屢次涂改，勾來畫往”，經過郭靖背書，末段怪文“遠比筆錄本上所記為多”：此乃以腦本校紙本。
郭靖腦中“記憶本”與面前紙本，不只在梵文處有異，并且后者的最后一頁，有梅超風抄寫的歐陽修、朱敦儒文句以及她的懊悔。黃藥師因郭靖熟背經文而生疑，轉而想通其所背內在的事務并非出自梅超風，一面自是由於所誦梵文加倍完全，另一面，則斟酌到以郭靖之癡頑，斷不會對末頁文字置若罔聞，竟不硬背究竟。
周伯通之所以受困桃花島（十五年），是因黃藥師想要真經原書以祭馮衡。后來周伯通用內力震碎經籍，人間便再無真經原書。黃藥師執念甚深，意欲想法殺失落攜帶原文記憶的周伯通與郭靖二人，“正如燃燒兩部活的真經普通”，甚至想象老婆在天之靈與兩部“活經籍”對勘的情形。這般來看，黃藥師的執念已然從馮衡因默經而亡這件事，轉化為馮衡的“記憶本”必需“盡對完善”上；對老婆的摯愛，與對文獻的極致尋求就此合而為一。
雜俎之一：“九陰假經”
歐陽鋒叔侄在《射雕》中的幾回進場，簡直都是為了掠奪《九陰真經》。王重陽逝世前，歐陽鋒公開到全真教搶經；歐陽克得知梅超風手中有經籍，也曾試圖掠奪；叔侄二人到桃花島求親，終極目標仍是為了篡奪真經。不外，認真經底本被周伯通震碎，叔侄的掠奪目的便從紙本經籍，改變為周、郭兩部肉身經籍。
周伯通跳海不知所蹤，于是郭靖被歐陽鋒勒迫默寫經文，洪七公便替郭靖想到一條奇策——“寫一部‘九陰假經’”給歐陽鋒。那時唯有黃藥師手中還持有一部經籍，歐陽鋒決然無法取以覈驗，因此為撰寫“假經”供給了通情達理的空間；此前歐陽克在桃花島時已經眼真經下卷，是故“假經”也不克不及盡數亂編，須“三句實話，夾半句話謊言”。何況歐陽鋒武學成就頗深，若“胡亂書寫”恐被識破，于是郭靖依照洪七公的提點，秉持“聚會場地倒置口角，淆亂長短”的假造理念，“修改為靜，移上作下”，“將經文倒亂一番”。經此“紀律性”修改，“九陰假經”終于達成。
郭靖并非博學之士，且書法稚拙，甚至良多字“只知其音，不知寫法”，各種表示反而使得歐陽鋒深信他“假造不出這般深邃的經文”，果斷奉假為真。“假經”中固然含有部門“真經”：一部門是歐陽克已經觀看，或許還有依稀印象的下卷開首，另一部門則是最后一段嘰里咕嚕的怪文。“真經”的融進確乎晉陞了“假經”的可托度，以文獻公案對比，偽《古文尚書》的編織與鯫生們力證其“真”的邏輯，大略與此相似。
歐陽鋒得書之后，“越練越不合錯誤勁”，尤其最后一段怪文更是“百思不得其解”。洪七公曾在歐陽鋒眼前扯談此段怪文，后來黃蓉“故技重施”，背誦的則是名副其實的真經。歐陽鋒手中“假經”的最后一段本是“真經”，所以黃蓉務必背誦真正的怪文，令歐陽鋒愈發深信手中經籍為真。此番經文對勘，正應校勘學中旁搜別本、勘驗辨偽之法。
歐陽鋒苦練經過黃蓉“發明性闡釋”的“九陰假經”，憑仗本身的武學修為，竟也小有所成，于是急切想要在西嶽二次論劍（初次論劍時即商定“二十五年之期”，按新垣平考據，“二次論劍”的時光在1220年）一顯身手。在歐陽鋒與洪七公對決的要害時辰，黃蓉“模擬《九陰真經》中的梵文怪語”，以“假”攻“假”，攪亂歐陽鋒神智，致其徹底走上邪路，使出一套怪招。洪七公“見他出招雖怪異無比，此中實也有理路可尋”，意即“將他常用的掌法逆轉運轉，上者下之，左者右之”。現在郭靖撰寫“假經”，已對原書顛之倒之，黃蓉又屢次繚繞怪文停止“郢人燕說”式的講解，歐陽鋒“雖走了錯教學場地道，錯有錯著”，反令他從誤讀的無盡分岔中尋得一處落腳，靠著“假經”練成怪功。
歐陽鋒逆練真經雖能“愈練愈怪，愈怪愈強”，但金庸不時以一句“正勝于逆”提示讀者：闡釋誇大“獨一準確”，誤讀強解一定掉敗。不外，日后歐陽鋒與洪七公終極在西嶽交手時，金氏的實際似乎呈現了一絲松動。洪七公曾用《九陰真經》療傷，爾后取之與本身武功相證，也年夜有進境，所以最后一次與歐陽鋒的過招，既是真假經的對勘，也是正反練的比武。當比試到了最后關頭，洪七公“忽覺收回的宏大勁力竟有逆轉之勢，竟來回擊本身”，歐陽鋒收回的內力也是一樣。洪七公旋即徹悟：
他二人所使的九陰真經內功，雖有正練、逆練之分，但均依于《易經》的至理：“物極必反”。老陰升至止境即轉而為少陽，老陽升至極點便轉為少陰。
由於二人均將“九陰”工夫施展到極盡描摹，于是乎，他們一個由正轉逆，一個由逆轉正，“兩股內力合而為一，不分彼此，不再友好互攻，而是融和貫穿，彼此慰撫，便如一幅太極圖類似，陰陽二極互環互抱，圓轉如意”。逆練與正解的互抱，正應對歐陽鋒、洪七公兩人極端的邪、正分立，取徑分歧，卻可同回。不外，若謂對真經的極致誤讀也能圓融證功，似乎消解了後期敘事持久累積起的關乎“正練”“正解”的信念，好在情節動人，只得就此放過。
雜俎之二：“九陰石經”
在《神雕俠侶》（后文省稱《神雕》）故事中，小龍女與楊過偶爾在古墓派的石室里，發明了刻在石上的經文，由是揭開《九陰真經》傳播的一條隱脈。
真經遺刻出自王重陽之手。彼時王重陽用真經武功破解了林朝英留下的《玉女心經》，于是將經文要旨刻在了古墓“最隱秘的地下石室頂上”。刻石的地位極為講求，乃凡是情形下的視野盲區，唯有在臨終之際自行進棺靜待逝世亡的古墓派門生，方可得見。面臨比終生所學武功更為高深的《九陰真經》，古墓門生也只能懷著無窮遺憾離別紅塵。待逝世的“活逝世人”無法傳經，石刻也難以變動位置，也就是說，王重陽將真經刻石，實質上并非為了傳佈經文，只是要與林朝英賭斗，令其門生在逝世前“自能得知全真派祖師平生不輸于人”。
出于不測，重陽遺刻被楊過與小龍女發明。開初，楊過與小龍女只是為解開穴道而略習經文，后來二人再進墓中，才“將重陽遺刻誦讀數日，記憶無誤”，開端正式修習《九陰真經》。分歧于手本經文，王重陽只將書中針對《玉女心經》的破解之法刻石，這也招致楊過與小龍女修習的經文極為無限，對“最主要的梵語音譯總旨法門加倍不知”，“比之郭靖、黃蓉究竟尚遠為不如”。
嗣后楊過與小龍女潛水出古墓，在終南山腳修習腦中所記“九陰石經”，可巧趕上了來尋義子的歐陽鋒。歐陽鋒要將《九陰真經》傳與楊過，但歐陽所學實為“假經”，楊過卻已習得真經，借此設定，“真經”與“假經”又完成了一次對勘，由是引得歐陽鋒心中亂作一團。在陸家莊好漢年夜會上，楊過對陣達爾巴，于求助緊急時辰總賴真經工夫護身，黃蓉卻看得清楚：“他顯然并未練通，不會以真經武功回擊取勝”，暗想日后將《九陰真經》全數教授予楊過，惋惜卻事與愿違。從《倚天屠龍記》對“刀劍躲書”一事的設定，可以猜想楊過終極得見完全的《九陰真經》，這也為黃衫女以純粹真經武功懲辦周芷若的情節變得加倍符合道理。
雜俎之三：《九陽真經》與《武穆遺書》
少林寺躲經閣一部四卷本《楞伽經》被瀟湘子、尹克西盜走，擔任把守的覺遠僧人催討二賊至西嶽之巔。《楞伽經》流布甚廣，本非僻書，覺遠所以千里追賊，依照他最後的說法，是由於此書“乃根據達摩祖師東渡時所攜貝葉經鈔錄，仍以天竺文字原文照錄，一字不改，甚為可貴”，以其文獻版本之可貴也。覺遠還拿出存世譯本中最明暢易曉的七卷本《楞伽經》，預計以此換回舊鈔。
傍觀的楊過何其敏黠，聞聽此事，頓時覺出此番勞費周章背后定有隱情，詰問之下，覺遠不得不道出本相。本來這部《楞伽經》關系到另一部武功秘籍，名曰《九陽真經》。光是聽到《九陽》之名，武林人士便認定此書應與《九陰》異樣包躲一門盡世武功。但是在《神雕》書末的時期，江湖中人多聞《九陰》，卻不知道竟還有一部《九陽》與之平起平坐。這與《九陽》特別的冊本形狀密不成分：它寫在《楞伽經》的行間，乃是一部“書中書”。
少林寺躲經閣四卷本《楞伽經》按照貝葉經原文抄寫，即以梵文書寫；寫外行間的《九陽真經》則是華文，篇幅與之堪堪相埒，也是四卷。張無忌從《九陽》書末作者的自陳清楚到，作者“平生為儒為道為僧”，某日在嵩山斗酒勝了王重陽，得以借不雅《九陰真經》，卻對此中道家“尚柔”的思惟不認為然，認為不及“剛柔并重，陰陽互濟”之妙，遂奮發作《九陽真經》。對于書名，張無忌也曾迷惑：既然不宜傾向“陰”，為什么不叫《陰陽并濟經》？“單稱《九陽真經》，仍是偏了”。殊不知，《九陽真經》在武俠世界與小說敘事上的感化，恰是與《九陰真經》“較勁”，可視為前者的“鏡像文本”。
悟出《九陽真經》的武學后，這位不簽字的作者“不敢在少林寺中與人研究參悟”，剛好有一部達摩祖師從天竺攜來的梵文《楞伽經》，原載貝葉之上，私密空間未便躲讀，少林僧眾遂將其過錄紙本，而行距甚寬，故為“書中書”的出生發明了前提。除往冊本形制的留白，畢竟為何是《楞伽經》而非其他經籍？則應上溯達摩傳法之事：昔時達摩將四卷《楞伽經》授與二祖慧可，并寄語：“我不雅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景德傳燈錄》）可想此書在禪宗系統中的位置。由此回看連載版《射雕》將《九陰真經》簽名達摩的設定，便可清楚金庸的巧思：《九陽真經》雖非達摩所傳，但因它與《楞伽經》字句交纏、文本并生，也令其分得馀潤，成為“圣遺物”的一部門，從而有標準與同為“圣遺物”《九陰真經》平起平坐，構成“鏡像”。顛末修訂，《九陰真經》成為黃裳之作，借由達摩發生的這層對照也就削弱了幾分。
因是“書中書”，《九陽真經》的“降生”需求特殊的機緣。少林僧眾要讀《楞伽經》，凡是只須讀華文譯本，而覺遠把守躲經閣，出于圖書治理員的職責，“無書不讀，無經不閱”，這才發明了
